《我的天才女友》第二季剧照

 

2019年11月，“那不勒斯四部曲”（《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失踪的孩子》）的作者，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出版了新作《成年人的谎言生活》（La Vita Bugiarda Degli Adulti）。它也是一本聚焦于女性青少年时期的小说，讲述了居住在那不勒斯“上城”的少女乔瓦娜的成长经历，在幸福的童年结束之后，她进入一个苦恼的青春期。她在探索自我的过程中，逐渐看到那不勒斯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戴着面具的精致“上城”和一个粗鲁但充满生命力的“下城”。

今年的9月2日，这本小说的多种译本在不同国家同时出版（中文版将于2021年出版），借此，费兰特接受了26个国家的编辑、译者、书商的书面采访，并选择在每个国家授权一家媒体刊登。在访谈中，她谈到自己对青春的描写，她利用一切机会表达的对暴力的痛恨，她和那不勒斯方言之间不是特别和谐的关系以及人与家乡的关联；谈到幸福是否可以讲述；成年人是否习惯说谎；友谊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新冠疫情是否会让女性在解放的道路上发生倒退等。

本刊作为国内唯一直接采访过费兰特的媒体，再次与其合作，独家发表从意大利文直译的中文版本访谈。

此处的刊发，我们删去了三个问题，因为费兰特曾在她的访谈录《碎片》中谈论过它们。此外，我们保留了对每位提问者的简单身份介绍，因为这与他们的提问存在不可忽视的联系。

《成年人的谎言生活》意大利文版

 

幸福是可以讲述的，但只是“相对”的幸福而已

巴西译者马切洛·利诺：在您的小说中，那不勒斯方言至关重要，它可能是小说中很多人物最自然的表达方式。然而您书中的讲述或者对话很少直接使用方言，大部分用的是一种有那不勒斯调子的意大利语。因此，您在写小说时是不是也有翻译的成分？您听着这些人物的声音，再用意大利语写下来吗？

埃莱娜·费兰特：的确如此，但这种翻译很艰难，让人不是很满意。要把事情说清楚，我得先谈一谈至今为止我塑造的那些讲述者。小说中的讲述者“我”都是在那不勒斯长大的女性，会说那不勒斯方言，受过高等教育，已经离开故乡很长时间了，她们都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那不勒斯方言是一种粗暴、低俗的语言，我们听到的是她们的“声音”。我将“声音”打上引号，是因为书中的女主人公并不是真的在讲述，而是在写作。黛莉亚、奥尔加、勒达、埃莱娜，明里暗里，她们都是通过写作来叙述自己的故事。在写作的过程中，她们采用了意大利语，这就像是一道语言的屏障，用来对抗她们的出身。可以说，这些女性不同程度地“构建”了一种逃离的叙事，代表着解放和成长；她们用这种语言来对抗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打造了她们，让她们备受折磨的方言环境。她们的语言太过脆弱，而那不勒斯方言感情十分饱满，很有表现力，在危机出现时，方言还是会冒出来，嵌入到标准语言里，或者忽然脱口而出，非常粗暴。因此在我的小说中，如果意大利语开始发生变形，带上了那不勒斯方言的调子，这也说明过去和现在的经历交融在一起，这种躁动和痛苦也表现在语言层面。我不会掩饰，通常如果出现方言，那说明故事要进入一个感情爆发的阶段。

匈牙利译者克莱·金加·朱丽叶：在您之前的小说中，女性实现自我，或是解放自我，即便不是用尽一生，也得至少几十年时间。但在《成年人的谎言生活》中，乔瓦娜却在相对很短一段时间内就挣脱了束缚在身上的陈规。她算是一个特例吗？还是说，时代在变化，上一辈女性的努力和抗争产生的结果赋予了我们权利？

埃莱娜·费兰特：乔瓦娜的处境和莉拉、埃莱娜完全不同，她从小接受了很好的世俗教育，家庭环境很民主。她父母都是教师，希望女儿成为一个知书达理、自由独立、有地位的女性。但后来却因为一件小事，她的家庭教育机制出现障碍，使乔瓦娜觉得，自己是一个充满谎言的环境中的牺牲品。她拼命想摆脱她以往接受的教育，好像只是做一个活生生的人，过一种简单、纯粹、真实的生活。莉拉和埃莱娜也是如此，她们一直尝试摆脱自己身上贫民区的影响，但她们必须靠自己开辟出一条艰辛的道路，才能摆脱真实的或臆想的悲惨处境。而乔瓦娜在家庭教育中就获得了抗争手段，来对抗自己成长的世界。对乔瓦娜来说，她有很多斗争工具，所以她很有决心，自我解放也很快实现。但是，把一个已经成型的“自我”搅乱，这是很危险的行为。因为在改变自我、寻找一个真实自我的过程中，很容易迷失。

韩国译者金智佑：比起女性角色，您笔下的男性角色似乎显得简单、单调。这些男性角色中有没有一个，被您认为是正面人物，或让您产生特殊感情的？

埃莱娜·费兰特：恩佐吧。我喜欢那种在生活中默默帮助你的男人。我喜欢那些不爱说话，只是努力支持你，并不期待回报的男人。对我来说，理解女性很难，是对男性智慧和爱的能力的考验，能做到的男人很少。我在这里不想谈论那些粗鲁、暴戾的男性，那类男人在如今的社交网站和电视上比比皆是，非常庸俗，也很有攻击性。我想谈的是一些有文化的男人，他们是女性的同事或同学，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仍然觉得女性是一些“可爱的生物”，他们会倾听女人，也只是为了和她们一起玩玩。还有少部分男性学会了一套表面的言辞，他们想充当“女性的朋友”，对她们指手画脚，试图告诉她们该如何实现自我救赎。当你表现出想要独立地实现自我，他们文明的表面就会裂开，深藏的秉性会暴露出来，他还是以前那个让人无法忍受的小男人。事情就是这样，从各方面来讲，那些试图教育和塑造女性的男性自己应该首先接受教育。就目前为止，我最相信恩佐，他是莉拉忠实耐心的伴侣。当然，这类男人可能也会忽然厌倦了，自己离开，但他们至少会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克罗地亚译者安娜·巴杜丽娜：在您的每部小说中，男女之间的关系都很脆弱，大部分都不幸福，那些真正对成长有益、建设性的关系是女性之间的友谊。作为作家或读者，您有没有兴趣深入讲述一段相对“幸福”的男女关系呢？或者您觉得，这类故事在文学上很难有说服力？

埃莱娜·费兰特：文学作品缺乏说服力，通常是因为对于现实解读过于机械。有人认为，幸福开始于故事结束以后（比如那段固定结尾，“他们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我当然不赞同这种观点。我觉得也可以讲述幸福伴侣的故事，我就认识很多这样的夫妻。其实我还真尝试过：女主角很不幸福，但她年迈的父母却拥有很幸福的婚姻生活，那就像侦探小说一样，女主角决定探寻父母幸福的秘密。我在这里就不多讲整个故事了，免得太啰嗦。我只想说，安娜女士，您用一句“相对‘幸福’的男女关系”很好地概括了我想讲的这个故事。在我看来，幸福是可以讲述的，但只是“相对”的幸福而已，需要讲清楚，为什么“幸福”这个词要加引号。

挪威书商迪娜·伯格：《成年人的谎言生活》的灵感从何而来呢？您觉得成年人在生活中会习惯性说谎吗？他们会欺骗别人、孩子，甚至自己吗？

埃莱娜·费兰特：我小时候说谎成性，经常受惩罚。大概在14岁时，遭受了很多次羞辱，我下决心不再说谎。但后来我发现，我童年时的谎言造就了我丰富的想象力。那些反对孩子说谎的大人，都镇静自若地对自己和别人说谎，就好像谎言是个有力的工具，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人，可以在孩子面前树立一个权威的榜样。我青年时期的这种经历，也造就了书中乔瓦娜所经历的一切。

希腊译者德梅特拉·多西：“界限消失”是《我的天才女友》中的一个关键词，也是莉拉的“感觉”：“就是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一个人、一样东西、一个数字或者一个音节，会打破原来的界限，改变形状。”我们可不可以说乔瓦娜也经历了“界限消失”呢？可能是一种更永久的方式。我们想知道，当乔瓦娜看到她完美家庭的真相，她后来是不是变成了另一个人？

埃莱娜·费兰特：是的。但需要注意的是，莉拉的“界限消失”是一种身体上的感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病理性的。她描述那种感觉，就像位于一场地震的震中，各种感官忽然都失灵了。我认为，乔瓦娜应该更像埃莱娜，更强调“界限消失”的象征意义。对于她来说，“界限消失”是一种自我强迫，离开城区，跨越界限，成为“他者”，再不断变化，是带着痛苦和勇气，扯破一道道面纱。因此对莉拉来讲，“界限消失”是她的身体被各种激烈的症状击垮，让她生病，但对埃莱娜和乔瓦娜来说，“界限消失”是象征层面的，对她们的伤害没那么大。

《我的天才女友》剧照。改编自“那不勒斯四部曲”原著

 

通过文学营造其他人的内心世界，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译者陈英博士：那不勒斯是一座很刺激人神经的城市，有时是正面的，有时候是负面的，在您的小说中，这个城市一直都是主角。在《成年人的谎言生活》中，那不勒斯被分割成了两个世界：上城和下城。在这本新小说中，您是不是尝试把那不勒斯这两个“微型世界”联系在一起？

埃莱娜·费兰特：“高”与“低”的对应，这一直很吸引我。简单来说，我觉得我讲述的那些故事都是围绕着上去、下来、跌倒和重新上去这些动词展开。您注意到我最新的这部小说中，上与下的关联很核心，这是城市的地名让我朝这个方向写的。在那不勒斯的一座小山上，真有个叫“上城”的地方，只有一条狭窄陡峭的上坡路通往那里，那条路叫作“圣贾科莫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乔瓦娜的父亲选择和家人住在这里，通过“上城”这个名字，抹去自己“低贱”的出身。而女儿乔瓦娜在青春叛逆期，发现了他父亲刻意划出的分界线。她违反了父亲的规定，把“上面”的带到“下面”，“下面”的带到“上面”，使自己成为一个矛盾混合体，将美和丑、新和旧、精致与粗糙混合起来，讽刺她父亲刚有点文化，就急于将自己和出身划清界限。

德国书商斯特法妮娅·荷茨：对于莉拉和埃莱娜来说，《小妇人》这本书意义非凡。在您青少年时期，有哪些（其他的）文学角色也深刻影响到您呢？

埃莱娜·费兰特：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就得写一份长长的名单了。我小时候读了很多小说，尤其是那些讲述女性在一个残酷、不公正世界里的不幸遭遇，她们会通奸，做出惊世骇俗的事情。12岁到16岁期间，我特别迷恋一些以女性姓名作为书名的小说，比如《摩尔·弗兰德斯》《简·爱》《苔丝》《艾菲·布里斯特》《包法利夫人》，还有《安娜·卡列尼娜》。但让我废寝忘食，读了很多遍的书是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在现在看来，这本书还是很神奇，书中讲述的爱情会掺杂善意和恶意，故事一气呵成。写作时，还是要多看看卡列尼娜这个人物，避免把女性人物塑造得过于甜美。

瑞典书商莫妮卡·林德克维斯特：请问一下，在这本新书中，或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哪个角色身上有您的影子呢？

埃莱娜·费兰特：我用一句人们常说的话来回答您：我笔下的所有角色，包括男性角色，都有我的影子。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可能很清楚别人的外在怎么样，但说到内心世界，我们就只了解自己的了。我们可能很容易学会察言观色，看到别人的举动、表情、走路的样子、说话的方式，还有某个具有深意的眼神。但要进入到别人的头脑中就很难了：一个人在描写别人的内心世界时，很容易简化成一个心理学的小册子，这真让人沮丧。我们只拥有自己的头脑，要从中挖掘出一些真相用来支撑一个虚构的故事，这是一件艰难的事。我们头脑中熙熙攘攘，很多东西都混合在一起，相互撞击。最终来说，通过文学营造其他人的内心世界，其实是远远不够的（太过于连贯、流畅，逻辑性太强），远远不及深入自我剖析，加上丰富的想象，写出栩栩如生的东西。您问哪个角色身上有我的影子，我想告诉您，在《成年人的谎言生活》中，维多利亚姑姑身上有些特征，我非常喜欢。但她不是我，我只是很高兴能创造出这个人物。

俄罗斯译者安娜·贾姆波卡娅：那不勒斯一直都是您书中的主角，在《成年人的谎言生活》中也是如此。对您来说，这个城市代表着什么？说到那不勒斯方言，您是否想过将意大利文学语言和那不勒斯方言混合起来，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语言呢？就像安德烈亚·卡米莱里（Andrea Camileri）那样，他经常将意大利语与西西里方言融合在一起，讲述发生在西西里的故事。

埃莱娜·费兰特：那不勒斯是一座很复杂的城市，从文学或社会学角度，很难全部展示出来。我感觉那不勒斯是我的城市，是我祖先居住的地方。在这个城市里，有我和很多人的往事，至今，很多人的声音还回荡在我脑海里。说到声音，那不勒斯离不开方言的调子，在那不勒斯，各个社会阶层都受方言的影响。我认识很多家境好、有文化的人，他们精通好几门外语，但一有机会，还是会用那不勒斯方言，无论是庶民的语言，还是精致的文学语言。其实我和方言之间的关系不是特别和谐，不管是方言粗糙的一面，还是它迷人的一面。这其中有很多原因，首先，我想先简单讲一下我以前的一块心病。尤其是小时候，上学时我要把一段段拉丁语或希腊语翻译成意大利语，有时候，我要把100多句16世纪的诗句翻译成现代意大利语。我作业很多，很着急，一下午时间根本不够，有时候很崩溃。我感觉那些语言就像一阵阵呼喊，穿越时空，纠缠在一起，我脑中像有一座剧院，死去的和活着的人一起说话，吵得我不得安宁，让我很疲惫。这种幻觉过去了，但那不勒斯方言一直在那里。我脑子里的那不勒斯方言在积累，比我小时候感觉的还要强烈。我觉得，那不勒斯方言发音的力量感，让它充满表现力，情感非常丰盈，也具有破坏力，我不想把它当作老虎，用字母把它关起来。在写作时，我会谨慎地监视它，提防它，小心翼翼运用它。但我从来不会利用它戏谑－悲怆－伤感－友善的一面，我更喜欢它具有攻击性、挖苦的一面，对讲述者产生威胁的一面。

罗马尼亚书商约阿那·泽奈达·罗塔留：您觉得友谊会改变我们吗？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呢？

埃莱娜·费兰特：朋友不会改变我们，但朋友的改变会陪伴着我们的变化，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的过程。

“那不勒斯四部曲”

 

离开家乡确实很重要，但并不能起决定性作用

黎巴嫩译者姆婀依娅·阿普杜勒：第一个问题，在“那不勒斯四部曲”最后一部中，您提到人类暴力普遍存在，并提到了有关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文化：埃莱娜的女儿——黛黛的丈夫是伊朗籍的，她儿子名叫哈米德……您是否会写一部小说，侧重讲述伊斯兰与西方世界的冲突，关注一些当代政治问题，诸如种族主义、恐怖主义、移民问题和恐伊斯兰等问题？第二个问题，您在书中简要提到了当代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2001年的美国“9·11事件”。在您看来，“9·11事件”是否是“界限消失”的具体表现呢？在小说中，那不勒斯发生大地震，莉拉受到惊吓，导致她看到别人“界限消失”，双子楼的倒塌与那不勒斯的地震之间，是否存在一种视觉上的联系呢？“界限消失”是否是一种暴力、变形的隐喻呢？

埃莱娜·费兰特：我很高兴又回到了“界限消失”这个话题。是的，它的确和暴力有关，指的是一种不可控力量产生的结果，人与物的轮廓被打破。我们预留给自己的空间、自己和别人的界限在那一刻突然变得脆弱不堪，很不牢靠。莉拉看到很残酷可怕的场景，引向毁灭与自我毁灭。随着故事的推进，“界限消失”的意思也发生变化，变成“成长”与“真相暴露”等处境的隐喻，但这个词一直和断裂、破坏、爆炸相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斥着暴戾的行径，没有人能躲避暴力，作为修辞手法也一样。这个主题我也写了很多了，但我可能不会写种族主义、恐怖主义和恐伊斯兰的问题。在“那不勒斯四部曲”最后一部中，我只是想简单讲述：埃莱娜因为三个女儿、女婿，以及几个外孙的缘故，她的视野扩宽了很多，他们没有生活在那不勒斯城区，而是生活在这个充满危险的地球上。但我仍然利用一切机会，表达我对暴力的痛恨，特别是针对弱小者的暴力，或是弱小者欺负其他弱小者，甚至是那些打着反压迫旗号的暴力。人类是非常凶狠的动物，人类通过宗教、哲学、科学、文学、历史教训来进行自我驯服，人类把善与美强行联系在一起，通过一种男性方式解决矛盾，比如决斗、战争等。但至今为止的结果是虚伪盛行：比如说战争，人们会惩罚战犯犯下的罪行，好像战争本身不是一种可怕的罪行；再说人权，本应以和平方式慢慢巩固，但这个领域一直有很多冲突：人权遭到侵犯，或是捍卫人权产生的暴力事件不断发生；国家拥有行使暴力的特权，首先事情并不是这样，其次有太多的事例证明，国家滥用特权。这太明显了，世界上大部分人都知道，他们最害怕权力机构的力量，甚至是老牌的民主国家也是如此。女性也会施暴，这一点我们可以大声说出来。但女性很容易受到男性的暴力，女性一直被排除在男性惯用的方式之外，如今，也许只有我们女性才能找到一种非暴力的方式，永远将暴力排除在外。但是，不能将女性解放和女性当权混为一谈，那样我们难免会落入男性传统的窠臼。世界依然充满着攻击、毁灭、破坏，我们会像男性那样给自己找到文雅的说辞，推行一套虚伪庸俗的规则。

意大利书商恩扎·坎皮诺：我想到，您讲述的故事中呈现的真相是普遍的，能触动世界上很多读者。这些读者文化背景、所处的地理位置差异很大（无论是米歇尔·奥巴马，还是某个中国经理都会是您的读者）。所以我想问一下，您的小说获得了那么多读者，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您和小说中呈现的现实之间的关系？

埃莱娜·费兰特：写作是很私人的事。我一直都是写给自己看，实际上我还有很多文字都放在抽屉里，从来没有发表过。每次我决定出版一本小说，我都希望它尽可能远离我，希望它能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变成其他语言。那些书会到达我眼睛看不到的地方，进入各种人的家中。我也希望故事媒介会发生变化，希望它从一本书变成戏剧、电影、电视或是漫画。一直以来我都是这样想的。我的写作很羞怯，但要是变成书籍，便会变得野心勃勃。我想说的是，我并不代表我写的书，尤其是，我的生活和这些故事不一样。我的书会到达它们能到达的地方，而我会继续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写作，我想写就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但是那些书装订成册、印刷出版后，它们就和我无关了。

西班牙书商萝拉·拉姆贝：在您的小说中，很多人物都要在爱情和友谊之间做抉择。对您来说，您会选择一个朋友，还是一个情人永远陪在您身边？

埃莱娜·费兰特：我更喜欢一个既是朋友又是爱人的伴侣，这可能年轻时很难理解，但成熟后就能理解了。如果幸运的话，说不定就能找到这样的伴侣。我非常喜欢以前的人写的情书里情人间以“我的朋友”相互称呼。在骑士文学中，开始用“姐妹”这个称呼，后来延续了几个世纪，我从不认为这是欲望消减的标志，事情恰恰相反。

芬兰书商索玛来内·琪里卡乌巴：莉拉和埃莱娜的故事，您是怎么想到的？为什么您特别想讲她们的故事？关于您自己，您有什么想告诉读者的吗？那不勒斯的生活与在其他地方，就比如说在罗马，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埃莱娜·费兰特：莉拉和埃莱娜是两个虚构的人物，就像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一样。刚开始，她们只是像幽灵一样闪现，有点像那些我们很长时间没见的人，或者是一些已经死去的人。我会简单写几句，然后合上本子，过一段时间后再读一读。如果写下的句子有力量，那些幽灵会重新出现，我会再添加一些话，就这样慢慢积累。字里行间越具有力量，那些浮现的幽灵就会越来越有血有肉，最后显现出自己的轮廓，那些房子、街道、风景，那不勒斯会跟着他们浮现。出现一条主线，会让一切都动起来，具有温度，好像只有你才能把那些模糊的事情描述出来，甚至是呈现出真实生活的样子。但并不是每次都很顺利，通常写出来的文字都不怎么样。那些幽灵会搞错地址，他们很苍白，写出来的语言很虚假，或者很虚弱，城市也只是徒有其名。如果这时有人问你，这座城市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比如说和罗马有什么差别，你就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在你写的小说中，在黯淡的文字间，找不到独特的地方。

立陶宛译者伊娃·玛泽伊卡特：在您的小说中，很多角色一成年便会离开那不勒斯，这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的成长？

埃莱娜·费兰特：离开家乡确实很重要，但并不能起决定性作用。埃莱娜离开了，莉拉却从没离开过那不勒斯，但两人都成长起来了，都有丰富的经历。我之前也提到过，我更倾向于埃莱娜的选择。我们不应该害怕改变，不应该害怕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和事。但一个人选择留下来，一直待在一个地方，我觉得也没错，重要的是不要因此让自我变得贫瘠。我很欣赏一类人，他们就是生活在自己出生的地方，但他们只是从一条街上走过，也会经历惊心动魄的事。我想象莉拉就是这种人。

写作不是治疗，写作是在伤口上撒盐

保加利亚译者伊沃·扬科夫、书商德西·迪米特罗娃：第一个问题，您为什么会反复回忆痛苦的过去？对您来说，写作是不是一种自我治疗？第二个问题，您怎么看待意大利学校里的文学课？您觉得能不能反应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动态？学校文学教育正在推行什么价值观？您赞同吗？

埃莱娜·费兰特：我从来没把写作当作一种自我治疗。对我来说，写作完全不是治疗：写作是在伤口上撒盐。我写作，就像那些害怕坐飞机，但又必须经常坐飞机的人，他们会一直担心到不了目的地，整个飞行过程都很痛苦，飞机着陆之后，虽然身心俱疲，但是他们还是很幸福。至于意大利的学校，我不是很清楚现在学校的语文教育。但我小时候，语文课要阅读，做很乏味的题目，然后得到一个分数，后来我发现，阅读其实是一件很美妙的事。当时那所学校的文学教育，完全抹去了想象和共鸣的乐趣。如果一个句子，排除句子释放的能量，而是去具体讲某个形容词或修辞手法，那纸上就只剩下拼凑在一起的字母组合，很无力，教出来的学生顶多只会夸夸其谈。

英国书商弗劳尔·辛克莱：《成年人的谎言生活》开始于一句说出去便收不回的话，引出了后来很多事，主人公乔瓦娜听到这句话时，正处于最敏感的青春期。我想，有没有什么东西让您想穿越时间，和青春期的自己说几句呢？总而言之，就是那些可以改变您人生的事，会让您选择与现在不一样的生活。那些会给您信心和动力，让您去做一切重要的事，或者让您没能做成某件事，遗憾至今的事。

埃莱娜·费兰特：我们每天的生活，过去的事已经过去。青春期也一样，对我来说，那段时光很艰难，让人沮丧。成年之后，我不会轻易对一个青少年说：真羡慕你啊！即使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很幸福的少年。我想，青春期结束得越快越好，但描写青春的文字却富有激情，几乎所有小说，无论什么主题，都会有一些关于青春的描写，因为那是一个惊心动魄的阶段。青春期的女孩，几乎还是个孩子，又几乎是个大人，身体在经历一个漫长的演变，成为另一个样子。语言也一样，你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语言，你说话一会儿幼稚，一会儿又像成熟女人，但不管你以哪种方式说话，都会觉得羞耻。现实中，过去是无法改变的。但在写作时，青春时代却一直闪耀着光芒，每段记忆都值得被提起，具有某种意义。如果你站在成年人生活的角度，描写青春期那段窒息、漫长的时光，一切都会流动起来，一次次回想，总是很有意义。

西班牙书商费尔南德斯·维拉雷特：首先我想说，我非常喜欢您的“那不勒斯四部曲”。作为书商，我将这套书推荐给了所有人，但大部分读者都是女性，因为这套书从一开始就被定位为“女性读物”。虽然您书中的视角是女性的，但并不意味着这只是写给女性的书。在您看来，为什么男性对这类女性视角的文学不怎么感兴趣？

埃莱娜·费兰特：怎么说呢？那些男性，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一般来说也都不会读女性写的书。就像您说的，他们认为那些都是“女性读物”。他们这样做，不仅仅是要维护他们的男性气概，尤其想否定的是天赋的普遍性，他们想让一切成就归于男性。他们写的作品是写给男人和女人的，但我们女人写的只能给女性看。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可以证明他们认为女性低人一等。我们有时也会认同这一点，差一点就要跟欧里庇得斯笔下的伊菲革涅亚一样，说：“做一千次女人，不如做一次男人！”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男性除了天生有各种特权之外，还可以纵横世界。一个男人，不管他写出伟大的作品，还是写出平庸渺小的作品，他自然都是写给全人类的，他觉得一切都有可能。我们从小就受到规训，这不是我们生来的使命。男人的智慧与天赋都是优点，女子无才便是德。举个例子来说，伟大的诗人波德莱尔——很多作家，不管男女，都多少受他影响。他说，女性的美貌若没有才智陪伴，会更持久；他还挑衅说，男人爱上一个有智慧的女人，那他就是鸡奸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没错，但深层的东西变化太慢了。现在我如果说，那些伟大的文学不是普世文学，本质上还是男性文学，我敢说这可能会让有些人听了不舒服，有些粗暴。但事实就是如此。

波兰书商马尔戈萨塔·扎维斯卡：在您的书中，讨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职场实现女性解放。但今年暴发了新冠病毒，这对女性处境有哪些影响呢？您是否认为，这会加剧经济方面的不平等，让女性在解放的道路上发生倒退？对于一个女作家来说，您觉得这会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吗？

埃莱娜·费兰特：事情急转直下，恶化得太快了，到现在还让我感到害怕和迷茫。世界上有很多弱势群体，他们的处境本来就很糟糕，在短短几星期里，更是雪上加霜。我对病毒本身不是特别感兴趣，让我感到害怕的是不堪一击的体制，几句话也很难说清楚。我想说，一切都在忽然间发生变化，进行了调整。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服从”成了最重要的。女性这时接受的命令比往常更多，她们又回到了传统的处境，必须把自己的事放下，转而负责家庭的需求：做饭，监督照顾孩子，看管别人和自己。与此同时，还要承担一切过错，好像在那之前，她们的期望太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处境难免退步，又回到了最基本的需求：食物、水、住处和药品。在我看来，与其要讲述肆虐的病毒，倒不如讲述恐惧如何蔓延，它改变了我们的想法，抹去了我们崇高追求的意义，让我们的“行动”搁浅了——那是社会经济、文化表面看起来稳定时，女性采取的行动。但我再说一遍，这个问题我得再好好思考一下。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女性问题处于一个核心位置，得到大家的关注，就像美国非裔、战争和贫穷造成的移民的处境。

比利时书商蒂姆·范登·霍德：那不勒斯很吸引我，我也去过那里两次。我所看到的那不勒斯，和我从“四部曲”中读到的那不勒斯有时候会混在一起。我想问一下，在描绘这座城市时，这些人物的塑造起到多大作用？在那些次要人物当中，您觉得哪个让您感到最亲近？

埃莱娜·费兰特：您强调了我们有自己的目光，我们看待事物的方法也融入其他人的观点，这是小说通过不同形式表达出来的，这一点您说得对。这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当然也包括作者。作家要给读者展示自己的视角，这些并不是最独特的视角。实际上，这些视角里已经融入了祖先、地理、历史、哲学以及科学，你读过的书，你学会的表达方式、写作技巧，脑中的思维定式，特别是你与其他人碰撞出的火花，这些都会影响到你。你如何推测和想象人物的感受和想法，有些事情难以启齿，但你还是决定要写出来。在描写那不勒斯的小说中——包括那些简单一些的主题，都要动用上面提到的这些元素，有时作者也意识不到。这是一个不断打乱、沾染、破坏的过程，然后创造出一个虚构的世界。如果成功的话，它比真实世界更能揭示真相：真相其实就在我们眼前，可是我们从来都看不到。故事能不能获得这个结果，作者永远不可能真正知道。就算是小说获得了成功，也不能说明这一点。其实小说一写完，作者就没那么重要了，还不如故事中的一个次要人物重要。作为作家，说实话吧，我感觉自己像索拉拉兄弟的母亲。她通过那个记着高利贷账目的小红本子，控制着整个城区，但她只是个老太太，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色，描写她的只有几行文字，就是她热得受不了，不停地扇着扇子。

美国译者安·戈德斯坦：您是如何写作的？您会做很多修改吗？您是一个修订自己作品的好编辑吗？您会经常改变语言风格和用词吗？

埃莱娜·费兰特：对我来说，写作最关键的就是从无到有，写出一个泥沙俱下的草稿。但修改草稿也让人疲惫。我会消耗很大精力，得到一个有头有尾、具有生命力的文本。这是一个缓慢靠近的过程，就像在没有具体参照的情况下，去追踪一个生命的模样。当然，有时我可以一口气写完，不用重读，但这种情况很少。通常来说，我每天都会写几句，边写边改。我常常写着写着，突然失去了兴趣，干脆搁置在一边。亲爱的安，我想对您说的是：只有开始的辛苦有了好结果，我才会感受到写作的乐趣。我会从头开始，删掉很多段落，很多内容我都会重写，我会改变故事的方向，甚至是人物设定，我还会添加一些我想到的、我觉得有必要加上的情节，我会把那些提到的事写得更深入，我会调整有些事件的次序。有时还会把之前扔掉的稿子捡回来，虽然篇幅很长，写得很糟糕，但还可以补救。整个修改过程都是我一个人完成，我不想和别人一起修订。但有时候，我需要一些细心的读者帮我读一读，发现我疏忽的地方，比如时间写错了，重复了，或者有些地方让人看不懂。但我也害怕，他们会建议我修改文风，比如说，“没这个说法”“标点符号太少了”“没这个单词吧”“这个句子不恰当”“这样写很有些讨厌，这样写好些”。这样写会好些？参考主流审美要求，对文本进行编辑是很危险的，参考大多数人的品味，支持奇特文风的编辑也不可取。要是某个编辑对我说：“文本里有些可取之处，但我们还得加工一下，这时最好把稿子要回来。”那个“我们”让人警惕。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阅读”书店：听到别人谈论“女性文学”时，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埃莱娜·费兰特：我借这个问题，再好好解释一下我的想法。说到“女性文学”，这本身并没什么问题，但要很谨慎。因为毫无疑问，女性有自己的经历，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表达，无疑都带上了女性的标签。但遗憾的是，事情并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女性采用的表达工具，并不完全属于我们，那是男性主宰的历史产物，首先是语法、句法、词汇，包括多义形容词“Femminile（女性的、雌性的、阴性的）”本身，当然文学创作也不例外。因此女性文学只能举步维艰，在男性文学传统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即使是抓住自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谱系，吸收文学传统，加入女性的元素。难道这意味着我们女性都是囚犯？永远被男性的语言蒙蔽，我们只能用这种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愿吗？当然不是，但我们需要意识到一件事，在这个大框架下，表达自我是一个不断尝试与犯错的过程。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预设，就算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我们还没真正被看到，被听到和理解。我们要把女性的经历搅拌进去，一次次让别人知道，为人和事创造出让人惊异的声音。这就要开辟出一条或许多条神秘的道路，可能是在夹缝中，在过去的糟粕中，找到还未曾被发现的道路，创造出一种让作者自己都无法预料的文学。（陈英  赵向扬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