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瞰章家坝过渡安置房社区，这片社区在2003年章家坝拆迁后就建了起来，有的村民已经在里面居住了10多年。2019年最后一批安置房统一发放后，绝大多数居民都已经搬走，如今留下来的寥寥几家，都是在补偿和安置问题上与政府尚未达成一致（蔡小川 摄）

文/吴琪  王海燕  驳静  吴淑斌

住回三堡，外来户的自觉

在诸暨火车站坐上动车，仅仅一站，20分钟就能到杭州东站。城际铁路大大缩短了城市之间的通勤时间。反倒是从球山村到诸暨市里头，花费的时间更长。当40多岁的许国利，开着红色的夏利轿车，带着城里老婆来惠利和小女儿回村探亲时，只有他知道，这一路100多公里，从杭州到诸暨市、安华镇、球山村，对于一个曾经缺乏资源又总是运气不太好的人，每一个行政阶层的跨越，到底有多难。

如今在国道235或沪昆高速两侧，农民们建的两三层小洋楼一栋接一栋。曾经在浙江农村建房风靡一时的罗马柱过时了，现在的风潮，是在三角屋顶的顶端，树立一根一米来高的银色金属杆，上边像穿糖葫芦一样，穿起几个银球，据说这是“避雷针”。有了钱要回家造房，这在农村仍然是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使房子平时可能没人住。

从上海养鸭回杭州后，来惠利的新家庭住进了她过去生活的“套子”里——三堡北苑。来惠利留给三堡人的印象，是拿走了婆家拆迁的钱，女儿留给婆家养，只顾自己。许国利在三堡的身份就更为尴尬，这里对外来男性的冷嘲热讽，就一直没变过。

在三堡和章家坝，我们采访的几个入赘女婿，都自称有着“外来户的自觉”，和村里人来往少。哪怕他们户口是城市的，结婚的时候是有优势的，随着拆迁利益变大，他们随老婆把户口迁到村子，也被拆迁村子看不上。入赘女婿很少与村里人直接打交道，一位娶了三堡女性的退休工人住在三堡，但每天去几公里外的地方找人下棋，问他为什么，他说“下棋是需要智慧的”。这句揶揄，应该是他为数不多的能够骄傲一下的时刻。

球山村老桥上的石狮子和老人（蔡小川 摄）

更不用说许国利的处境了。连许国利在球山村的朋友也说：“如果是我老婆跑了，还把野男人带回村里来，那我能让他们好？我见一次打一次，我看你还敢不敢出现在这里。”

来惠利的新家庭住进三堡，是摆脱不了道德压力的。两个人在上海鸭棚里体会到的飘在半空中的爱情光芒，在三堡的现实里，被打落到了地面。三堡人在忙什么呢？他们仍然以优越的姿态，审视着拆迁中不断落实的利益。户口迁进这里仍然是香饽饽，三堡社区忙得像美国移民局审查非法移民似的，一再审查再婚人员。

社区工作人员小沈参加过对再婚人员的“五方会审”，他告诉我们，挺神秘的，事先不说地点在哪儿，临了收到地址，一组人关在房间里审材料。全村千余户，人口有六七千呢，江干区国土局、农居建设管理中心、四季青街道和三堡社区，以及四季青派出所，这是五方参与会审者。后来五方还觉得不够，又变成七方，增加民政局与“钱江新城”，后者是三堡地块的建设主体。民政局会突然上门查看再婚夫妻，分开夫妻两个，分别问些秘密问题，比如说拿出一件衣服，问是否属于配偶。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来惠利的新家庭，为什么不彻底离开这片地方呢？对来惠利这个年纪的拆迁户，这似乎又是很难迈过的一道心理门槛。她和许国利的户口上都写着“小学毕业”，哪怕在离三堡非常近的杭州过真正的城市生活，也是让他们缺乏自信的。这甚至不同于她2004年去上海投奔许国利，那是在浦东村子里的生活，她和许国利是几千平方米鸭棚的主人，并不是在日新月异的城市里与人打交道。在三堡的生活是最实惠的，能享受拆迁户的各种福利，孩子上学只需步行几分钟，需要操心的事情很少。所以即使在养鸭之后有了一两百万现金，真要创造出完全脱离拆迁村子的新生活，来惠利与许国利，又是能力不足的。

2012年，许生伟到杭州江干区体育馆干活，许国利听说后很热情，开着红色夏利车来接许生伟到家里吃饭。就是这套55平方米的三堡北苑的房子，装修很朴素，来惠利做的菜，酱鸡、酱鸭都是她自己做的，许生伟感慨：“来惠利是个会过日子的人，很精的。”

球山村农民自建房的罗马柱和欧式风格阳台，如今，这种风格已经显得有些落伍    （蔡小川 摄）

娘家人的生活

来惠利养鸭和鸭棚拆迁赚到了钱，但如果回到娘家跟哥哥姐姐比，来惠利的生活仍然只能算一般。

章家坝直到2019年6月，才完成最后一批集体安置，根据村民章运通（化名）的了解，来惠利的哥哥家也是在这一次，才选择了用掉最后一个名额进行货币安置，获得了大约230万元的安置现金。

拆迁前，哥哥来士杰（化名）很早就在章家坝所属的彭埠镇菜市场做猪肉贩子，虽是起早贪黑的苦生意，但比卖菜利润大。2007年拆迁时，来士杰与拆迁办僵持了一下，获得了140万元现金赔偿，还不计偿还的房子。

姐姐来秀雅（化名）也被大家赞叹。村民记得，她在杭州城里打工期间，认识了来自绍兴的毛姓小伙子，在杭州城里搞过批发，开过药店。到章家坝后，小伙子在来家原来的房子边上另造了一栋房子，有点入赘的意思。但这是受到章家坝人称赞的外来户，因为他“有头脑，能干”，比章家坝人能折腾，拆迁时他们一家也能拿到100多万元的现金。

这也是让三堡人感到不公平的，他们没有货币安置的名额，拿到的拆迁款只以几十万来计算。来惠利脱离婆家后，原本以婆家家庭为单位的巨大好处，在她的新家庭里，只剩下拆迁分来的房子。来惠利第一次婚姻中，经常与前夫回章家坝。第二次婚姻，许国利极少出现在章家坝。

来惠利与许国利的优越感，在球山村人面前，才是结结实实的。许生伟说，来惠利特别喜欢去球山村找他们，一家三口从杭州开车来，来惠利提一箱牛奶进门，五六十块钱的样子，有时候也带几件小女儿穿过的衣服，给许生伟的小女儿穿。楼可萍说：“他们每次愿意来我家吃午饭。我们经济一般，但人是实在的。我做一大桌菜，就一碗羊肉，怎么也得几十元吧。”楼可萍说，农村人虽然挣得不多，但出手是大方的，村里婚丧嫁娶随人情时，几百元是拿不出手的。

但来惠利显然是精打细算的。她2018年开始在杭州某宾馆做保洁后，会将宾馆里开封过的茶叶、红酒带给许生伟夫妇，她高高兴兴地说：“宾馆很高档的，外国客人很多。东西都是很好的，只是打开过。”

但这完全不妨碍许生伟夫妇对她的好感，他们也毫不怀疑来惠利所说的，仅仅娘家拆迁就给了她300万元。无疑，许生伟夫妇对来惠利的喜欢，跟来惠利杭州人的身份关系很大。许生伟说：“毕竟，我们（像我和许国利这样的）在杭州还是很自卑的。”来惠利一个城里女人，将许生伟夫妇看得重，使他们非常受用。

安华镇的袜子厂。大约从2000年开始，毗邻金华市的安华镇，袜子产业就开始兴盛，近10年来，已成为镇上的支柱产业   （蔡小川 摄）

竞选村主任

回到球山竞选村主任的想法，不知道来自许国利，还是来惠利。但两人的劲，是往一处使的。在三堡与章家坝出人头地太难，回球山村总是有优势的。

有了养鸭挣来的钱，加上“杭州女婿”身份的加持，2013年左右，许国利开始回村跑关系了。多年在诸暨市经营一家宾馆的许志成（化名），平素跟许国利交往很少，但许国利也拉着一个乡亲，特意到诸暨市里拜访许志成，嘱咐他在选举时投自己一票。

许志成向我们回忆起这一幕时，带着一个坚定的判断，许国利哪里能竞选上，这是不可能的。球山村现任的一位村委，也向我们说起相同的感受，许国利是竞选不上的。也就是说，震撼过许生伟两口子和来惠利的白衬衣、出门像领导一样的气势，以及他可能有着几百万现金的家产，对其他距离许国利远一些的球山村人来说，是没多大用处的。

球山村人，因为2010年与中铁十一局发生冲突，打了一架，在这片获得了名声。球山所在的安华镇，所有人提到这一仗，都充满自豪。“诸暨人是南人北性，南方人中的北方人！诸暨人都要装嘛，性格脾气很暴躁，不像上海人。我们诸暨人到哪里去，一言两语讲不好，第三句绝对不会讲话了，直接动手了。”诸暨人以自己脾气不太好而自豪，而“球山人是什么人？！那是诸暨的蒙古人！球山这个村是有历史渊源的，老村口有很大一棵老樟树的”。球山人的自我定位与形象设计，迥异于我们的想象。

到底是哪些人，才能在球山村的村主任竞选中胜出呢？大家会提到村里做工程发家的、做企业致富的，但光有钱还不够，还得有公信力。许国利离开球山村特别早，在村里连一处房子也没有，跟很多村民只是点头之交。

村里出过的能人中，大家一致称赞汪曦光。汪曦光从球山村会计做起，一步步成为诸暨县委书记、绍兴市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后来又创业成为浙江耀江集团的老总。村民记得汪曦光的好，一个是修建老年中心这样的事，几百万他也愿意出。再就是他多年奖励村里出的大学生，据说是考上北大清华的给20万，“985”高校的是10万，“211”高校的是5万，二本是2万。2017年村里出的大学生多，汪曦光掏出了27万元的奖金。

安华镇双丰村里，一位村民把工厂刚生产出来的袜子翻过来。这样的家庭作坊在安华镇比比皆是，对当地农民来说，是既稳定又自由的营生（蔡小川 摄）

除了汪曦光这样让村民仰望的人物，能够竞选村主任的，一般自己也应该是致富能人。没钱是不可能竞选的，球山村是个大村，600多户人家，近2000人，前些年的竞选风气可不如现在，“拉一张选票要几百元，你算算，至少得花多少钱吧”。村民的一种说法是，有一个做生意的人，花了300万，还没竞选上。村民们得他好处的人多，不好意思，第二次选了他。另一个花了100多万没选上，只能当生意亏了。

安华镇蔡家畈村的张路云（化名），向我们说起在村里的为人之道。张路云的父亲从1985年开始做袜子，很快成为万元户。到了90年代，袜机从手摇变为自动，一台韩国产的机器19万元，但是一天的利润不低于3000元，一年多一定能回本。村里人也都跟风做袜子，多数人买不起第一台自动机器，张路云抛给我们一个问题：“村民找你借钱，你借还是不借？”

如果想在村里为人，多多少少是要借的，不然“为富不仁”。帮忙的结果是，村里多数家庭以袜业为生，一台机器的利润从一天3000元变成2000元，机器又多了，利润降到1000元，然后是800元。“机器最后多到什么程度呢？村里最高峰时将近6000台机器，你就这么算，我们蔡家畈村一共才1100人，相当于一个人有5台机器。”

如今张路云家的针织厂，在村里仍然是领头的。他从外面接到大单，自己厂里100多个工人做不完，村里各个小厂和家庭作坊也来领活儿。“到我这里拿工艺单，拿样品，拿材料做，他们手上只有一个机器加工环节，做好了我这里回收，就像合作社一样。”

多年带领全村人一起致富，张路云爸爸将企业交给他之后，被村里人选为了书记，一干就是三届。即使这样，张路云要想在村里为人，还得在生意上给村民让利。39岁的他谙熟乡土里的人情世故，你在村里溜达的时候，如果想换来人家一声热情的问候，那是要有付出的。

许生伟从家里望向窗外，可以看到满眼的农田，远处的铁路、高速路，以及近处的标志性进村牌楼（蔡小川 摄）

我们半开玩笑地问，那得付出多少呢？没想到他脱口而出：“每年50万到100万！”只有在生意上让利到位了，平时还资助一下村里的贫困大学生，你才是立得住的。不然，村里人“看不上有钱的，看不起没钱的”。他们形容一个为人不行的人，把手掌往地面的方向一压，语气决然，“这是个坐在地上的人”。

这样说来，许国利对乡村，其实是生疏的。一直和许国利走得近的许生伟也看出来了，“买他账的人不多”。最起码的，许生伟说，他不肯出钱，他也是很精明的。每个村民几百元，他哪里舍得。竞选还要搭建一个给自己出主意的班子，叔伯舅舅外甥中找可靠的人，村里有头有脸的能人，都得抓得住，在班子里为自己出主意。这些人也得好酒好烟伺候着。“天天要商量今天怎么样做，明天怎么样做，得有个战术班子，是吧？还有杂七杂八的地头蛇，你得伺候好了。总之你肯定要有一个团队的，他连这一点都舍不得，那你说怎么行？”

许国利的竞选之路，刚刚起步，他一看这架势，就退了。“他花了一点钱，觉得自己吃不消，竞选是报名了，但只参与了一两个月，正式竞选就没出现了。”

为儿子在村里弄块宅基地造房，这是许国利提到过的愿望。他本想通过竞选达到，但这条路走不通。但是很快，在村里置房的机会出现了。村里有人卖一处新建的两层房子，每一层120平方米，价格22万元。

楼可萍提到许国利的反应，到现在也瞪圆双眼。“他去给人家还价，还到17万！转个身，别人27万要了。这家两个儿子，正愁缺一处房子呢。”

许国利还的价格很过分吗？楼可萍说：“不能这么还的，我告诉你，现在光一个地基就20万，听到22万还不赶紧掏钱。人家买走的人，现在不要太幸福啦！”

所以许国利舍不得钱的个性，朋友们印象深刻。“他这个人，总是错过了一个亿的感觉。聪明过头，自信过头。他是什么样呢？小的他算得很精，大的算着算着，就算到外人那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