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谢驭飞）

文/贝小戎

剑桥大学古典学教授玛丽·比尔德家里的书很整齐，她把工作要用到的书如古典文学、艺术史、现代史，按照作者姓氏的字母顺序摆放，休闲时读的小说、诗歌和回忆录则放在卧室。疫情期间比较空闲，她打算把一些已经很少去翻阅的书整理一番。

艺术史家西蒙·沙玛在家里跟电视节目主持人连线时，暴露了他身后凌乱的书架。有观众说，跟他的书架相比，谁的书架都算是整齐的。西蒙·沙玛说，既然你们对我的书架感兴趣，那就再发一张照片。他的书房的另一角，沙发上也堆着书，旁边还有摇摇欲坠的书堆。有人表示赞赏，说：“永远不要信任书架很整齐的学者。”

英国诗人奥登的住所也非常凌乱、邋遢。牛津大学教授谢默斯·佩里说，1949年起，夏天奥登都在欧洲度过，1957年他在奥地利买了一个小农舍，他后来写了《栖息地的感恩》，赞美那种家庭生活。“我这个外国移居者，只有在方圆三英亩、花繁烂漫的乡间，才会如鱼得水，不必见很多人，也不用说很多话。”

奥登一般都是住在欧洲的时候写诗，在纽约主要是写随笔和评论。在纽约，奥登跟他的伙伴长期租住在第七大道的一个仓库建筑里。他从来不拉开房间的窗帘，在牛津读书时他就养成了这一习惯。当斯蒂芬·斯宾塞拜访他时，很不明智地要把窗帘拉开，结果窗帘掉到了地上。奥登批评他说：“你这个白痴！为什么要拉窗帘？从来没人拉过。反正纽约从来都没有日光。”他在诗中说：“窗户仅允许一束光进入，其亮度足以让人调校钟表——这也让听觉变得敏锐。”

奥登很喜欢他纽约住所里的壁炉和厨房里的瓷砖。他在房间里挂了一幅布莱克的水彩画《创造行动》。但他不太爱惜这个家，咖啡桌上摆着各种书、杂志、用过的咖啡杯、空酒瓶、烟灰、面包、玻璃纸、还在冒烟的烟屁股。

跟奥登一起编了《格言集》的科伦贝格说，奥登对财产、奢侈的生活甚至舒适都不感兴趣。虽然外表乱糟糟的，他的内心生活却特别有序。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然后用半小时吃午饭，下午4点接待学生和崇拜者，5点喝鸡尾酒，6点吃晚饭，晚上从来不写作，9点就睡觉。有一次，有朋友老坐在餐桌边不走，奥登就去洗澡，身上只有泡泡，故意穿越公寓走进卧室。阿伦特说，奥登只有一身西装，谁也无法说服他男人需要至少两套西装，一套可以拿去洗，需要两双鞋以便有一双可以拿去修，他的裤子会磨损到突然从上到下绽开。

奥登的生活环境和他的内心是相反的，或许是因为斯威夫特说，混乱中会迸发出秩序。奥登反复强调形式和秩序对诗歌的重要性，诗歌要使一个人在堕落世界里混乱的体验得到拯救。他说他也不喜欢生活在肮脏的环境中，但他只能在那种生活环境下工作。大概是因为他写得特别投入，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