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结束的飘摇不安中，读汪曾祺的小说，外面世界下坠所留下的痛苦的情感褶皱，渐渐被他柔软的文字流淌过，轻轻熨平，于喧嚣中获得方寸间的平静。与他的其他小说一样，《受戒》读起来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淡雅水墨风物画，移步换景，徜徉其间，行云流水，文字光滑得可以在其间溜冰，其下则有一股快乐的内在情绪流淌。

《受戒》写于1980年，发表时汪曾祺60岁，已是耳顺之年。未知短暂或持久的乱世中，身处他与世无争的文字里，不免有些疑惑。这篇文章写于“文革”结束4年之后，是他跌宕人生中断断续续写作生涯的一次重启。创伤犹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他在京剧团创作室的办公室低头进低头出，见到熟人会说，又挨整了。他那时正接受审查，有时一言不发，眼神悲凄。审查的结果不了了之，但他被迫写了将近十几万字的交代材料，成为他十年创作样板戏的副产品。他没有离开京剧团，跟文学界脱离，状态很懒。苦闷的日子中，他开始打小说的腹稿，《受戒》《大淖记事》和《异秉》就是在这种状态中开始成形的。小说中现实的苦闷情绪则了无痕迹，只觉得有平平淡淡的滋味。情窦初开的明海和小英子都是十来岁的年纪。明海去庵里当和尚，过了一个湖，穿过一个县城，到了一个河边，和渡船上的小英子相遇。他们在眉清目秀的乡间风景里一起做农活，伏在水车的车杠上踩车轴上的拐子，轻唱着有音无字的山歌，靠在石磙子上听青蛙打鼓、寒蛇唱歌，看萤火虫和流星。情就在这山水田间与劳作中无声孕育和滋长，寺庙的清规戒律、受戒的仪式束缚不了，前途也阻碍不了。这抒情的声音似与沈从文的《边城》呼应，中间却横亘着一个长达近半世纪的史诗和革命年代。想通过追忆逝水流年的方式，来获得从历史劫难中幸存下来的慰藉？抑或，想以某种方式来表达一种终结的感觉，与伤痛作别？又或，是桃花源般的隐逸之所？之前那个浓烈时代留下的创伤，为何要融解在不着痕迹的柔和平淡中——是一种忘却，还是开拓一种可能性？

在汪曾祺年轻时所参与的20世纪中期的历史跌宕中，抒情提供的想象力曾驱动了知识启蒙，也曾感召千万人在革命中生死相与。他的老师沈从文就是以“抽象的抒情”来书写历史的。抒情的书写随着语言变形，在新时代发生了扭曲。汪曾祺在他的《自述》一书中回忆，1958年他被打成“右派”时，审问他时所使用的语言，“好像不是说的我，是说的另外一个别的人，或者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假设、虚空的对象”，人或语言成了异化的躯壳。他被补划为“右派”的罪证是他写的鸣放小报《惶惑》。他在文章结尾写：“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这句情感上真实的话，在政治上出了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读《受戒》，领悟到一些静水流深的意味。明海与小英子的动情彼此无所求，有纯真的诗意。为这情，明海愿舍弃受戒时被选为沙弥尾在寺庙可期待的职业生涯。不要说寺庙的清规戒律，哪怕是禅的境界，也不及这小儿女的情。汪曾祺对荸荠庵的生活描写得极细致，来源于他年轻时曾在一所寺庙中短暂居住的观察和经历。他并不描写佛门之地的清净和禅机，倒是把和尚细小琐碎生活的世俗平常写得鲜活。念经吃斋之外，收租放债，打牌杂耍，还俗娶妻。最终，皈依的还是个“情”字。汪曾祺说，《受戒》的产生是他这样一个80年代的中国人“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快乐从哪儿来？汪先生和沈从文一样，写的是美与善，是引人向上的、健康的人性，而这一切都源自于混沌无规则，亦无目的的真情。被政治渗透扭曲的语言文字，不再能表达人的真情实感。文字如何回归它的真实？这是抒情的追求。

文学评论家王德威写道，抒情是触摸现代中国历史危机和情感结构的脉络。纵然有“奥斯维辛大屠杀后，写诗是残酷的”，实则早在17世纪，黄宗羲已提出“史亡而后诗作”。“抒情”是感性的表达，也是观念的思索，响应历史情境，也指向行为尺度。它提供了离乱浮生的复杂选项：唯我还是奉献，真情还是实意，救赎还是背叛，沉默还是牺牲……究其极，“抒情必须自我质疑在这一时代存在或消失的因由”。汪曾祺选择让抒情退出政治和理念，不再作为试图改造历史的工具，重新回归日常生活，找回它原本的灵动，美与真实，并因这种美使日常不至跌入庸常。

在《晚饭花集》里，汪曾祺在序言中写，他的作品和政治结合得不紧，但他这个人并不脱离政治，他的感怀寄托是与当前社会政治背景息息相关的。他的感怀寄托是什么？孙郁论及汪曾祺小说的语言，认为他所说的政治，不只是题材、主题等显在的东西。他的价值判断不在一般意义上的曲直忠邪里，而是暗含于人性深处不可名状的存在，“对于风气、人心、世道的感悟，非以观念为之，而存在于叙事的语态里”。他将这些深隐的东西与复杂体味，结晶于文字里，以有情有趣的语言展现人性，实际是以拯救语言恢复民族的智性。

汪曾祺受儒家影响很深，他觉得孔夫子是个很有人情味儿的人，也是个诗人，可以发脾气，可以赌咒发誓。他曾在《自述》里写，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里，曾皙言志那一段。孔子让四位学生谈理想，问到曾皙时，他说自己的理想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越功利的、率性自然的理想，也是汪曾祺所认同的理想。他认为这是生活境界美的极致。正是在超越功利之中，语言回到无欲求的状态，找回诗意的真实。那段狂热的历史说明，理念并非一种实在的事实，生活才是可以抓住的实在。这种生活是由无数个细小的当下瞬间所构成的，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平平淡淡。

最初我不太能理解汪曾祺小说里语言与意境的柔软，不批判，亦不反思，对于可能轮回的历史悲剧没有抗争的意志。后来读到他曾解释自己所谓的“随遇而安”，“遇”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何况生活是很好玩的。他很清楚，“随遇而安不是一种好心态，对民族亲和力和凝聚力会产生消极作用”。但他说，他自己本人的气质就不具有抗争性格，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更重要的则是“遇”，环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环境的“遇”。他说，中国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工作的动力，一是要证明自己的价值，二是对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热情，恐怕很难。“看透了世事，看淡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有裂痕，而人的心是脆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又读到他说，喜欢“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这句诗。“意满”原来是知晓了苦难之多的领悟。因这世上苦人之多，苦难也随时可能降临于己，这眼前所能享有的一切，才如此珍贵，成为不幸之中的一点儿幸，值得感怀命运。这柔软，是对历史和苦难皆无常的领悟之后，所作的一种生命选择。

汪曾祺很小就受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影响，以轻淡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他自认为自己的小说里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他也喜欢宋词中离别的抒情，有隐约的哀愁，这和他的气质接近。他并不觉得自己能在千年万载绵延不绝的广大生命过程中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把自我的生命视为圆满自足的存在。他说，他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是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平和的人”，“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

这种乐观温和的底色，也许并没有足够的尖锐力量去抵抗历史之恶，却为劫难之后在贫瘠的语言沙漠和荒原流浪的人，提供了心灵的驻足栖息之地——坚韧的也许正是亘古不变的心灵，即使人生辗转和历史的万千倾覆也无法改变。他的小说若汇入一支20世纪80年代宏大的多声部交响曲中，我想应是轻盈的竖琴声，有流水的晶莹剔透，是生命力希望的那一部分。

但希望终究只是个梦。他在《受戒》的结尾注明：“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句话把这个纯真的梦想故事，留在了实在的彼岸，让也许再也回不去的、逝去不复来的过去蒙上了一层忧伤的光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