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祝烨临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沦陷。梁思成与刘敦桢两家人结伴离开北平，先至长沙，不久梁思成携全家前往昆明，学社成员刘致平、陈明达、莫宗江也相继到来。

学社原本就有进行全国古建普查的计划，之前由于华北、中原的工作没有结束，因而尚未考察其他地区。1938年，梁思成抵达昆明后致函中英庚款董事会，咨询可否继续为西南考察提供经费。经董事会同意，营造学社开始在西南开展工作，刘敦桢随即前来汇合。由五人组成的营造学社西南分队成立，在1938～1941年间先后于云南、四川地区开展古建筑田野考察。

1944年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复刊词中，对西南考察这样描述：“在抗战期间，我们在西南日见困苦，仅在捉襟见肘的情形下，于西南后方作了一点实地调查……其中关于中国建筑工程及艺术特征亦不乏富于趣味及价值的实物……每一实物，除其时代特征外，尚有其他地方传统特征，值得注意。”

昆明地藏庵经幢

1938年10月至11月，刘敦桢带领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三人，首先对昆明市及其近郊古建筑进行调查，梁思成因患脊椎关节炎未能参与。昆明考察并非一帆风顺，刘敦桢在《昆明及附近古建筑调查日记》中写：“昆明市古建调查工作，以霖雨连绵及莫、陈二君误编入第三期壮丁训练，停顿经旬。”为此梁思成带病找到昆明市长与省长，才将莫宗江与陈明达放出，得以继续工作。

历史上，云南建筑之汉化在唐末已较为普遍。但由于战乱、地震等原因，“只砖石营造之塔、幢、碑、墓、造像等，保留尚多”（刘敦桢《云南之塔幢》）。云南省内的经幢，则仅存昆明地藏庵的这一经幢。经幢是一种佛教纪念性建筑，始于唐代，盛于五代、两宋时期。僧人把佛经刻在石柱或铁柱上，加以雕饰，便形成经幢。经幢由幢顶、幢身和基座组成，多为八角形，常见于寺院、墓道等处。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说：“唐宋经幢遍布南北，虽非真正建筑物，亦为富于建筑意味之纪念建筑。明清以后，此风乃渐杀。”

地藏庵遗址位于昆明市拓东路，庵内存有的石制经幢，是大理国（937～1253年，南宋同期）布燮（即宰相）袁豆光为超度鄯阐侯之子高明生所建。清咸丰七年（1857）庵被烧毁，经幢幸存。数十年间，经幢下部已埋入土中。1923年，因在地藏庵废墟修建公园，经幢出土，后放置在公园内。

按照刘敦桢《云南古建筑调查记》的记录，“石幢高六米半，全部以石灰石砌成。下有基座，基座以上，连幢身于内，共分七层”，遍琢佛像。刘敦桢评价此幢“雕刻精丽，亦为省内石刻之冠”。云南与印度距离较近，密宗一派流入滇西后与中原传入的佛教融合，使云南佛教建筑在沿袭中原建筑形制的同时，也具备区别于中原的独特元素。刘敦桢曾将云南与中原的经幢进行对比，认为地藏庵经幢“其结构层次，与雕刻之构图、线条、刀法等，大抵与宋幢相似，惟雕刻题材多数取自密宗……以较中原五代、北宋诸幢，上琢释迦游四门事迹者，大相径庭”，体现了云南佛教建筑的特点。

大理崇圣寺三塔

1938年11月，刘敦桢率莫宗江、陈明达二人赴云南西北部的安宁、大理一线进行古建考查，历经9个县，调查古建筑约140处。在云南的考察，除少数地区可乘长途汽车外，其他都要靠乘滑竿或步行。山区人烟稀少，路途险峻，然风景奇美。有的地区盗匪出没，当地政府往往派保安护送。行至危险地段，枪弹上膛，全员噤声，十分惊险。

1938年11月27日，刘敦桢三人抵达点苍山应乐峰下的崇圣寺。自南诏以来，云南佛塔几乎均为唐代密檐式方塔一系，大理崇圣寺三塔历史悠久，是代表之一。崇圣寺也称三塔寺，建于南绍国后期（唐贞观年间），明嘉靖、清乾隆两度重修，是大理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但全寺在清朝因战乱已毁，仅存三塔。

千寻塔位于崇圣寺山门外，大理国时所建的较小双塔分立于它南北两侧。刘敦桢在《云南西北部古建筑调查日记》中写道：“以上三塔，俱位于大殿前，以寺中轴线为中心，尚存北魏以来旧法。”千寻塔下有台基两层，上构塔身，全塔通高69.13米，是现存唐代最高的砖塔之一。台基上的四面塔身，每面约宽10米。塔砖采用顺摆式砌法，唐、宋两代的砖塔大多采用此法砌成，因此他们推断千寻塔沿用的是中原建筑方法。

千寻塔后的双塔其建造时间较晚，约在五代与元之间（大理国段氏统治时期）。双塔为砖砌，总高42.19米，“皆八角十层楼阁式”。每层有出檐及平座，形体秀丽，很像宋代江浙一带的砖塔。双塔台基已经毁坏，于近代重修。

佛教传入云南后，历经两汉，至唐代盛行，故佛教建筑是云南古建重要门类，留存至今的寺刹数目众多。由于云南、中原僧人相互往来游学频繁，因而佛寺的配置及塔幢形制都与中原属同一系统。又因地处偏远，云南建筑演变较慢，反而保存较好。刘敦桢的《云南古建筑调查记》中写道：“其砖塔一类，历元、明二代，迄于清末，犹墨守唐代密檐式方塔之矩矱……均足令人惊其影响之深，与流传之久，远逾中原诸省。”这为后世建筑史研究提供了参考实例。

川康汉阙

1939年9月，梁思成、刘敦桢等五人开始计划已久的川康地区调查，至1940年2月返回昆明，在此期间，他们的考察覆盖35个县，调查古建730余处。

因气候湿润，四川木建筑易腐朽，加上历代战争损毁，故留存至今的多为石质建筑，其中以汉阙、崖墓、摩崖石刻最为重要。刘敦桢在《川、康古建调查日记》中写道：“川中古建筑，以汉墓阙占主要地位，盖数量为全国现存汉阙四分之三也。”

阙是位于宫殿、庙宇或陵墓大道入口的威仪性建筑，雏形是古城门两侧起防卫作用的岗楼。它始于西周，盛行于汉朝，当时官员墓前立阙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我国现存最早的石阙遗物即为汉阙。在形式上，阙皆是左右对称的两座，由台座、阙身、阙顶构成。阙身形制似石碑而略厚，上加檐；子阙比母阙低，倚于主阙侧面。据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记述，现存之阙中，由母阙与子阙结合形成双出阙式样的，唯有雅安高颐阙和绵阳平阳府君阙。阙上雕刻的栌斗、枋、斗拱等，源自木建筑的构造，而因历代斗拱的组织与比例大小不同，故可以借此鉴定建筑年代。

高颐阙位于雅安市汉碑村，于东汉建安十四年（209）建造，是汉故益州太守高颐墓阙。高颐生前政绩显著，卒后汉献帝命建此阙表其功绩。高颐阙现为一保护整体，包括阙及碑、墓、神道和石兽，是现今保存最为完整的汉代葬制遗物。东阙已残损，西阙完好，形制秀丽，镂刻精美，其手法符合汉代雕刻雄健活泼的风格，是汉阙中的佼佼者。

平阳府君阙位于绵阳芙蓉溪边仙人桥旁，依形制可认定是汉代建造，且是国内体量最大、结构保存最完整的汉阙。此阙为双阙，相距约26米，西北阙高4.35米，东南阙高3.5米，“台座上以条石数层，叠砌母子阙身，俗称‘书箱石’……条石表面隐起地栿、柱、枋”，并刻有人物、禽兽等雕饰，大多已蚀朽。

母阙顶部覆有屋檐，子阙顶部已毁坏，无法推测原有形制。梁大通、大宝年间，佛教徒凿掉此阙的部分汉雕，镌佛教造像33座。刘敦桢在《川、康之汉阙》中说“此项造像，虽损阙之一部，但为川省最古之佛教艺术，亦甚足珍贵”。

1940年冬，因日军轰炸加剧，史语所决定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学社为依靠其图书资料一同前去。在李庄，成员所住小院内有棵大桂圆树，树上拴了一根竹竿。梁思成每天领着几个年轻人爬竹竿，为的是日后有条件外出测绘时，不丢掉爬梁上柱的基本功。

1941年后，因战争关系庚款枯竭，学社缺乏固定经费，已无力开展外出考察。刘敦桢集中精力整理西南地区调查资料，撰写了《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云南之塔幢》《川、康之汉阙》等文章，部分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因战时条件艰难，最后两期汇刊是梁思成等人在李庄手工用石版印刷的。

1943年，梁思成在林徽因的帮助下开始写作《中国建筑史》，“试图把我和中国营造学社其他成员过去12年中搜集到的材料系统化”。1980年，《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图稿在梁思成去世8年后辗转回到中国，距他当年寄出已过23年；同时，梁思成的建筑史手稿也在清华找到，4年后，《图像中国建筑史》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中英对照版本则在1992年由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为何孜孜研究古建？梁思成在《中国建筑艺术二十讲》中，曾写道：“欧美街心伟大石造的纪念性雕刻物是由希腊而罗马而文艺复兴延续下来的血统……我们的建筑师在这方面所需要的是参考我们自己艺术藏库中的遗宝。我们应该研究汉阙，南北朝的石刻，唐宋的经幢，明清的牌楼……加以聪明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