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谢驭飞）

美国史密斯学院英语教授迈克尔·戈拉在《纽约书评》上说，有一天，女高中生桑塔格在报摊上拿起一册《党派评论》，杂志上特里林的文章《艺术和运气》让她激动得战栗，这一时刻决定了她的未来。她梦想去纽约，梦想着给这个杂志写稿，谈论重大事件的特里林成了她写作的榜样。后来她梦想成真：上了哈佛、牛津，1959年到了纽约，给《纽约书评》创刊号写了稿，1964年在《党派评论》上发表《坎普札记》一文后一夜成名。但如今的年轻人不该把桑塔格当作榜样，因为本杰明·莫泽在《桑塔格传》中说，她是“美国最后一位伟大的文学明星”，作家成为名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戈拉教授认为，桑塔格就像一位外省来的年轻人，而这样的人层出不穷：《红与黑》《了不起的盖茨比》《罪与罚》写的都是有天赋、有雄心的年轻人，前往一个大城市，并决心要征服它。桑塔格也是如此，她有意志和智力，决心要成为一个奇才。她出生于美国东部，成长于西部，作为一个外人到了纽约，把纽约变成了她的城市，什么都阻挡不了她，无论是17岁跟自己的老师结婚，还是两年后生的孩子，甚至是癌症。

桑塔格拍过电影、写过戏剧，努力把自己首先呈现为一位小说家，但她最出名的作品还是评论。她在论文中提出了许多大问题，比如摄影算不算一种艺术形式？不一定，它就像语言，人们可以用这一媒介来制作艺术，但也被用于其他目的。比喻的界限和危险在哪里？让我们看看我们谈论肺结核和癌症的方式，“肺部是位于身体上半部的、精神化的部位，从隐喻的角度说，肺病是一种灵魂病。狄更斯把结核病描绘为一种使死亡变得优雅的令人肃然起敬的疾病”。

莫泽在传记中写到了桑塔格的许多缺点。比如上世纪60年代中期，桑塔格觉得她也许需要一个博士学位，但她外语不好，所以就找了一个朋友替她参加德语考试。1995年，在宴席上，一位客人对桑塔格说很佩服她的《坎普札记》，桑塔格瞪了他一眼，没兴趣跟他讨论那篇文章，认为他落伍了，大概没有读过她的其他作品。跟她搭话的并非凡俗之辈，他是避孕药的发明者卡尔·杰拉西。他说佩服桑塔格早年的文章只是出于礼貌，桑塔格太自我了，对他人的独立存在毫无感觉，只管他们跟她的关系。

莫泽描述了桑塔格的日常生活：不喜欢独处，即使在写作时公寓里也总是有别人，包括她儿子或者客人，后来还有一系列助理。她经常围丝巾、不锻炼、喜欢中式糕点、为了赶稿而服用安非他命。戈拉还感到不满足，觉得既然莫泽采访了桑塔格的许多熟人，还应该发掘出她有没有最喜欢的餐馆、怎样喝咖啡、喜欢去哪里购物，真是不怕桑塔格对他翻白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