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陈曦）

文/何东

昨晚坐Uber去喝酒。司机是个土耳其人，小心翼翼地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不想借友邦的幌子转移这段时间的“歧视”，便如实相告。司机连忙问我，是从武汉来的吗？这个信息时代啊，令原来分不清北京和上海的欧洲人，连“WUHAN”这个词都学会了。

我说我刚从柏林来。他反应过来，我德文比他好，应该不会是个从武汉跑出来的旅游者。“我也不信媒体的夸张。”他喃喃自语，“但这种传染病听上去挺可怕的。”我说你别怕，洋葱和羊肉能抵御大部分的传染病。他话题一转，说在Youtube上看到一个视频，中国司机在撞到行人后，不但不报警报医，竟然又倒回车，碾死伤者，为的是逃避高额的医疗费。“这是真的吗？”他问我。

我也不知道是否真实。这种新闻，我自己好像也听过。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在社会巨变时期，总有一些细节被放大，误解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总算到了目的地，我赶紧下车，把土耳其小伙子一肚子的其他问题留在了车上。

歧视是怎么产生的，我后来很长时间在想这个问题。23年前我来德国时，感受到的歧视可能远超现在。在语言班，喀麦隆的同学叫我“嘿，中国”；在大学，老师问我，“你为什么眼睛那么大，为什么你不是‘Schlitzauge’（眯缝眼）”；在聚会上，总被问“你吃狗肉吧？”；在Cyan的工作室，她问我：“中国有平面设计吗？”诸如此类的事还有很多。维基百科上说，歧视是针对特定族群的，仅仅由于其身份或归类的特殊性，而非个人特质，遭到不同且较差的对待。但我觉得歧视的根源是不了解。

2001年，我通过招聘竞选的形式留在柏林艺术大学做老师，而且是柏林艺大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的老师。应聘期间，我挺自信的，在专业能力上我比其他竞选者好得太多，但在德国与德国人竞选，必须好三倍以上，否则胜算也不大。

大学开学的第一天，有些德国学生进来一看老师是亚洲人，掉头就走。但大学毕竟是象牙塔，歧视不是那么明显，在街头就会吃相更难看些。周末遇到喝了酒的柏林人，冲我大叫：“回家去吧！”我也只能苦笑。那时心想，我从中国来这里学习，学完了非但没回家，还“抢”了他们的大学教职工作，一个挺好的饭碗；若是倒过来，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大学抢了中国人的教职岗位，我们也会心有不甘吧？这样想想，反而心里没那么不痛快了。

后来我在柏林自由大学遇到一位日本籍的女教授，她也吐苦水——在上世纪60年代，她来柏林求学，去租房子，西柏林人一见是亚洲人便马上拒绝，说不租给她，还字正腔圆、趾高气昂的。现在，至少这样的现象没有了。德国修改了法律，如果是证据确凿的歧视，将会受法律制裁。

有时我在想，西方文明讲究自由、修养，有些时候也只是将内心的歧视包装得更好了，在有些人的内心深处歧视依旧存在。在中国也是如此。新冠肺炎的疫情出现之后，恐慌之下，总有人忘了平日的教养，露出歧视的马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