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却是相反的，非洲是仅次于亚洲的全球人口第二大洲。2019年，非洲人口已经达到了13.1亿，远超过欧洲的7.5亿、南美洲的4.3亿和北美洲的3.7亿。世界人口第一大洲当之无愧是亚洲，人口达到46亿。就人口密度而言，非洲每平方公里居住着43人，虽不足亚洲的一半，却比纬度和它相当的南美洲密集了将近一倍。这就不由得使人思考，非洲人为什么能够与野生动物共处。

通过史前考古，澳大利亚科学家发现，大约4.5万年前，在澳大利亚可以看到重达1000磅的巨型袋鼠、2吨重的袋熊和25英尺长的蜥蜴，但自人类殖民澳洲大陆后，该国85%的大型野生动物消失了。并且，自人类踏上这块大陆到巨型动物消失，整个过程耗时还不到2000年。在北美洲和南美洲，同样的灭绝过程也惊人相似地发生了。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他那本畅销书《人类简史》中给出了合乎逻辑的解释，那就是这些大陆上曾经漫游着的大型动物从来没有遭遇过比人类更勇武更狡猾的猎手，故而人类一旦出现，它们就成了人类的盘中餐。这段动物的灭绝史之所以在非洲没有发生，恰恰佐证了人类的非洲起源说，在这块大陆，人与动物是同步进化的，那些同样生活在食物链顶端的动物，它们目睹了人类的成长进化，也锻炼出了与人共存的生存策略。

非洲是世界上生育率最高的地区，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即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数量一直高居在6的水平，这也是在人类未进入城市化阶段，且无有效避孕手段下的常态数字。但因为进入到工业化比较晚，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的人口制约因素一直起作用，非洲的人口却是在最近才开始突飞猛进，并以人口潜力大洲引起广泛关注的。具体到数字上，1900年，非洲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重约为7.8%，20世纪前半个世纪，非洲人口增加了1倍左右，后半个世纪的35年间，非洲人口又增加了1倍半以上，总体而言，其增速并无醒目之处。只是到了近几十年，伴随着中国和印度等人口大国增长变得缓慢，非洲才一骑绝尘，引人瞩目。近35年来，非洲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2.62%，比世界平均水平高0.76个百分点。

一个形象的说法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地理课本上提到的非洲，面积超过中国3倍，但人口却只有中国的一半。就在短短30年里，非洲的人口就从中国的一半，攀升到了与中国等量齐观的境地。

回到增长经济学理论。古典经济理论一直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因素，但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做出了不同的推导，进而形成了新古典增长理论，这也是现代增长理论的基石。索洛模型描述了一个完全竞争的经济、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引起产出的增长。这一模型的结论是，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是由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决定的，前者不仅指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且还含有劳动力素质与技术能力的提高。所以，索洛的长期增长模型向人们展示，长期经济增长除了要有资本以外，更重要的是靠技术的进步、教育和训练水平的提高。这也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程度上说，技术进步、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比增加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索洛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他进一步阐释说，除了纯粹的农业国以外，这一理论对所有国家都适用。

对于非洲国家，人口的增长是经济起飞的一个必要条件。尤其当更多的乡居农民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和培训，从农村走进城市，过上了城市化的生活后，生育率肯定会像其他大陆所发生的那样激烈地下降。此时，出生率下降速度快于人口老化速度，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届时，非洲也将沐浴在人口红利的阳光下，享受着超常的经济增长潜能。

当我们把眼光转向全球，检视全球那些有增长潜力的国家的人口增速的时候，非洲的人口潜力尤其难能可贵。提到世界上人口潜力最大的国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印度，其上世纪70年代的总和生育率在5以上，如今印度每名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数量已经降到2017年的2.2个，仅比维持人口平衡的2.1个多出一点。2005年印度的总和生育率就降到了3以下，以如此速度，或许今年，也就是2019年印度的总和生育率将降到仅维持世代演替的水平。当然因为人均寿命的增加，印度的劳动人口和总人口还会维持增长，但增速已经大不如前了。印度政府预测，到2041年其20～59岁年龄段的人口将达到顶峰，占比59%。随后其人口红利窗口将关闭。

当我们把世界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印度和东南亚等“人口红利”国家的时候，这些国家其实有着类似的人口结构：印度尼西亚总和生育率2.34，越南2.04，孟加拉2.06。这意味着东南亚和南亚的发展窗口期也只有约20年的时间了。

全球范围内，也只有非洲拥有旺盛的人口出生率。2017年全球人口总和生育率统计表上，前21位均为非洲国家，阿富汗以4.63排在第22位，大洋洲的所罗门群岛以4.23排在第28位，算是打破了非洲国家“一统天下”的局面。排在第一位的尼日尔总和生育率7.0，排在第二位的索马里6.17，排在第三位的刚果金6.02，硕果仅存的高生育率令人想起了上世纪全球人口爆炸的时光，笔者能查到的最早统计是1959年的，那时候全球足有上百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超过6.0，中国是5.6。一个人口繁盛的时代在全球渐去渐远，只在非洲保留着荣光。

高生育率当然不天然意味着人口的繁盛，和当年的亚洲一样，非洲的人口爆发也是和食物供给及医疗保障水平的提升伴生的。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于每年10月都发布一份全球饥饿指数，反映当年各发展中国家相对于总人口的营养不足率、未满5岁儿童的低体重率、死亡率等与温饱有关的健康状况。报告揭示，本世纪全球发展中国家的营养状况有了长足改善，全球平均饥饿指数下降了31%，等级从严重级缓慢过渡到中度级别，其中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全球饥饿程度最高的地区，得分分别是29.3 和28.4。相对于几十年前，这无疑已经是巨大的进步，1990年印度饥饿指数曾高达46.2。换言之，目前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饥饿问题比1990～2000年的印度好得多。从严重饥饿到中等饥饿并不意味着民众有了温饱，长期以来，印度的人均粮食年产量只有180～200公斤，每年还有粮食净出口，意味着当地的粮食摄入量甚至低于我们的“三年困难时期”。但这样的粮食供给已经足够支撑人口的快速繁衍了。

非洲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未使用的农用地和大量的劳动力，可解决粮食短缺靠的是每年花费350亿美元用于进口食品。2017年，非洲进口三大主粮6700万吨，人均粮食进口54公斤，把人均粮食消费从150公斤提升到200公斤。非洲出口基本的初级产品却以更高的成本购买更多的加工产品，生产力低下可见一斑。此外，大约有1200万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争夺仅有的300万个工作机会。在非洲，资源配置的扭曲状态比比皆是，也正因为资源错配和闲置浪费，非洲才蕴含着巨大的机遇。

非洲人口已经接近了印度和中国，但14岁以下的人口比例，印度为18.93%、中国为12.53%，尼日尔，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14岁以下人口占了全国人口的一半，约40个非洲国家，20岁以下人口超过一半。这绝对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大陆。有鉴于此，当人们把非洲的人口结构和印度做对比时，发现它正是35年前的印度的缩影。据此预计，再过35～40年，非洲人口将再增加一倍，达到25亿。

当世界上发达地区都在被老龄化折磨，陷入了零增长，非洲蓬勃的人口喷发，昭示着更多的机会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