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 老牛）

能源巨头的生存危机

汉能集团的危机大规模爆发于“十一”之后。假期回来的第一周，相继有数百名来自汉能不同子公司和部门的员工聚集到位于北京奥运村附近的总部门口进行讨薪维权的行动。但汉能的员工们都知道，集团大规模欠薪不是近期才发生的事，多名员工告诉本刊，他们分别都已被拖欠工资长达3～5个月不等。

今年1月入职汉能薄膜发电集团的赵帅平时常驻天津，负责汉能相关光伏发电产品在天津地区的销售工作。他说，汉能这边每月5号是发薪日，但今年3月5号那天没有任何征兆地没有发工资。过了两天，集团发了一个通知，说要改到每月28号发工资，让每个员工都签字，他也就签了。结果过了几个月，到了7月28号又没发工资，从那以后一直到“十一”，他们再没领到一分钱。

根据相关报道，截至欠薪事件爆发时，汉能系各公司员工总数7000余人。在社交媒体上，汉能员工组织的维权讨薪群人数就超过了2000人。从各个角度来看，这家中国光伏行业名气最大的企业正在经历又一次的重大生存危机。

“原来我觉得汉能还有希望，现在我觉得它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主任、首席光伏产业研究员红炜对本刊说。他给出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汉能旗下最大的印钞机——金安桥水电站——正在拍卖中，“如果连金安桥都守不住，那我认为它能缓过来的希望就很渺茫了”。

在汉能集团官网首页，最重要的两项业务被清晰地标识了出来，分别是薄膜太阳能和水电。尽管其当下更以“光伏企业”被熟知，但水电板块反而被他们自己称为是“汉能发展的基石”。

李河君（视觉中国供图）

回顾汉能集团的创业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其创始人李河君抓住了国内小水电蓬勃兴起的时机，通过不断的收购和运作，将其名下水电站的装机量从几千千瓦扩大到了几十万千瓦，成为国内水电行业颇具实力的一员。2003年，李河君做出了一次重要的决策，即参与到云南金安桥水电站的项目中。

公开资料显示，金安桥水电站位于云南省丽江市金沙江干流上，于2003年开始筹建，总投资超过200亿元人民币，两期总装机量达300万千瓦，是中国首座民营企业控股投资建设的特大型水电站。2011年投入运营后，这座水电站一直被称为汉能的“现金牛”，李河君自己就曾公开表示：“水电的特点就是一把干起来以后，它就是个印钞机，不管礼拜六、礼拜天，天天都这样。”“其实有这么多水电，我们什么都可以不干了，天天打高尔夫球就好了，光金安桥年年挣几十个亿。”

但从现实情况来看，这可能只是一部分事实。来自汉能旗下云南墨江万丰水电站的员工吴小波告诉本刊，汉能在云南有三座水电站，他所在的墨江万丰水电站规模没那么大，枯水期每个月可能有一两百万元的收入，到了汛期能达到1000万元以上。而规模更大的金安桥水电站枯水期也能有几千万元收入，“一年的收入保守估计也能有20亿”。但这只是收入，并不代表这些钱都归汉能所有。

吴小波说，水电行业因为投资巨大，一般都要从银行贷款建设，至少也要用十几年来还清。比如他所在的墨江万丰水电站投资达2亿多元，于2016年建成运营，但每个月85%的收入要还给中国银行普洱市分行。

金安桥水电站作为汉能旗下的最优资产，虽然在最初几年为其贡献了不少利润，近两年却已经陷入了亏损的状态。数据显示，金安桥水电站有限公司2015～2017年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21.75亿元、15.16亿元、11.13亿元，净利润分别为3.10亿元、2.18亿元、-2.56亿元。截至2017年底，金安桥水电站负债合计174.1亿元，已经陷入资不抵债的状态。

更糟糕的是，为了募集更多的资金，李河君在金安桥水电站经营状况良好的时候选择将股份重复质押给了十几家不同的金融机构。天眼查资料显示，从2009年开始，汉能已多次将金安桥水电站的数亿股股权出质给国家开发银行、锦州银行、民生信托、四川信托、嘉实基金等多家金融机构。从某种意义上讲，金安桥水电站在造血的同时也分摊着汉能不小的债务压力。

从2017年开始，不断有金融机构就股权重复质押向法院提起诉讼。终于到今年8月15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官网发布公告称，将分别拍卖金安桥水电站有限公司40.48%股权及10.88%股权。这共计51.36%的股权为汉能水力发电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原名为“汉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12月进行了更名）。一旦拍卖完成，汉能水力发电集团的持股将降低至28.64%，失去金安桥水电站大股东的位置。

但讽刺的是，因为质权人过多，导致有案外人对拍卖财产提出确有理由的异议，这次拍卖在9月的时候又被法院撤回了。吴小波也告诉我们说，墨江万丰水电站和金安桥水电站都已被银行接管，现在不管赚多少钱都跟汉能没关系了。

“其实水电集团是汉能一个很正常的企业，如果不是用水电站重复抵押借款的话，水电这边完全可以自负盈亏。”吴小波对本刊感叹说，“而且按金安桥那种规模，正常运营是不会出现亏损的。”为了可能追回的工资，他目前还没从墨江万丰水电站离职。那里原本有30多名员工，但因为几个月不发工资，现在只剩下了三四个人。

6月6日，SNEC第十三届国际太阳能光伏与智能能源展上，HANERGY汉能太阳能面板参展（视觉中国供图）

卖不出去的薄膜太阳能

曾经一本万利、引众多大型国企央企羡慕的优质水电资源落到这种局面，若能回头，李河君也许会对后来押宝薄膜太阳能的战略有所悔意，虽然也是这个战略曾短暂将他送上了“中国首富”的宝座。

原本按照李河君的想法，这两大产业有一种互补的作用，即以传统水电行业的利润来保证面向未来的新能源产业更好地发展。他曾坦言，之所以敢投300亿元进军光伏产业，就因为“汉能产业基础非常扎实，有非常稳定的现金流”。但现实情况却是，其重金培育的薄膜发电项目在十余年后也没能真正成长起来，反而拖垮了水电站。

2009年的时候，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光伏等高新产业在新的政策环境下受到了关注，李河君也是在那个时候决定从传统能源行业进入这个全新的产业发展。而他选择押注的是技术难度更高、资金需求更大、发展周期更长的薄膜太阳能领域。但10年之后，查询各大光伏企业排行榜和市场调查报告，你几乎找不到“汉能”的名字，尽管它可能是普通老百姓最耳熟能详的光伏企业。

作为一座人口超过千万的直辖市，赵帅所在的天津市场是汉能在光伏市场表现的一个缩影。“今年上半年一分钱都没卖出去。”赵帅坦然说道。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答案，要知道在天津，汉能有9名基层销售人员，赵帅年纪是最小、经验最少的，而他也已36岁了。“如果是正常的产品，按照我们这些人的能力，应该是很好卖的。”赵帅解释说，“但是由于它产品的特殊性，我们从1月到8月基本上没有什么销售额。”

齐连生是赵帅的上级领导，负责整个天津地区的销售工作，职位中有“副总裁”的字样，他透露的数据更为惊人：不仅是今年上半年，天津地区的市场销售团队在2018年基本上也没有签单。从2014年进入光伏行业的他告诉本刊：“汉能的产品从技术路线上来说有问题。”一个最直观的数据是，其他竞争对手发出一瓦电的成本在一块三、一块四左右，而汉能的薄膜发电产品最少也要做到四块多，“将近三倍以上的成本，这在推广中会有很大的问题”。

其他的竞争对手并非是某一家企业，而是光伏产业在薄膜太阳能外的另一条发展路线——晶硅太阳能。华中科技大学光学与电子信息学院院长、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副主任唐江教授告诉本刊，薄膜和晶硅的路线之争一直存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和工业界都更看好薄膜路线。但最近十余年，晶硅太阳能效率和成本都取得巨大进展，初步在一些日照资源丰富的地方实现了平价发电，已经占据了全球超过95%的光伏市场，彻底击垮了薄膜太阳能。

成本的下降与效率的提升是最重要的因素。据业内人士透露，在2008年的时候，硅料一公斤卖500美元，而现在的价格是9美元；同样是1650毫米×992毫米的60型晶硅太阳能板，刚开始照一天能产出220瓦左右的电量，现在已经提高到了310瓦以上，瓦数提升了30%。

在中国，因为抓住了全球发展清洁能源的时机和国内的政策扶持，中国的晶硅太阳能企业在生产成本和转换效率都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很多企业都出海在世界各地建立生产基地，产品的市场份额处于显著优势地位。“中国的晶硅太阳能是中国在全球最有竞争力的一个行业，”唐江说，“在世界上的地位比高铁还要强，在全球市场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周健奇也曾透露，在2018年，全球光伏20强中的16强是中国光伏企业；全球十大光伏组件企业合计出货量的全球占比接近70%，其中的99%来自上榜的9家中国企业。而这些中国企业无一例外，全部是做晶硅太阳能的，他们都是汉能要面对的竞争者。

面对这种局面，汉能无法在大型地面光伏电站同成本和效率都优于自己的晶硅太阳能企业竞争，而这块市场本来是光伏行业中最大的一块蛋糕。为此，李河君想出来的办法是走入民用市场。2017年7月29日，汉能召开发布会推出了颠覆性新产品“汉能汉瓦”。据说，汉瓦将薄膜太阳能芯片置入传统屋瓦中，让屋瓦发挥屋顶建材功能的同时还能进行薄膜太阳能发电。李河君自称：“汉瓦无疑又是一次全新的突破……从颠覆创新、社会价值、市场潜力等方面，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产品……潜在市场是万亿级规模！”

除此之外，汉能还开发了太阳能发电书包、发电纸、发电伞、太阳能移动发电装备等，竭尽全力挖掘太阳能薄膜的应用场景。但这些看上去颇有创意的产品并未在市场上获得什么大的反响。赵帅拿“汉墙”举例子，这是汉能推出的一种内置了薄膜太阳能组件的玻璃建材，用以代替普通的玻璃幕墙，然而最好的玻璃幕墙才1200元一平方米，而汉墙要卖2000多元一平方米。“虽说汉墙有发电的功能，但它发电效率太低，而且质量还不好，北京国电大厦用了一批汉墙，据说要经常更换。”赵帅说。他对此的总结是：它号称是没有竞争对手，但实际上是没人跟它竞争。

产业园疑云

尽管身为“副总裁”，齐连生也同样没有逃过欠薪的命运，他已经在9月离开了汉能。他用一种“憋屈”的语气告诉我说，自己做了22年销售，几乎卖过所有电器类的产品，但像汉能这种“华而不实的”“定价这么高的产品”，他也没有办法。他甚至自嘲地说：“整个华北地区今年的销售额也就是几百万元，你说我们的工资从哪里来？都是来自于跟政府合作的产业园，都是靠卖生产线的同事挣钱养我们。”

齐连生的话也许不是百分之百的真相，但他所透露的汉能与地方政府合作的“产业园”模式的的确确为汉能提供了绝大部分的发展资金，让汉能的影响力扩展到了全国，却也成了汉能身上最受人诟病和质疑的一环。

山东省禹城市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进入深秋之后，位于山东省西北部的禹城市天黑得很早，下午5点多天色就暗下去，街上的路灯5点半就都会打开。但山东禹城汉能光伏有限公司数百亩的厂区内只有寥寥的灯光传出。在附近操持农活的村民都说，平时几乎看不到有人进出厂区。几位出租车司机也说，平时很少能看到有大型货车出入。

厂区的围墙外正对着一块已经褪色了的巨幅广告牌，上面写着“用薄膜太阳能改变世界”。从墙外向里面望去，厂区内有一半的楼停留在了“烂尾”的阶段。一位三年前在里面工作过的村民告诉本刊，那些烂尾楼至少三年前就已建在了那里，这几年没有任何的进展。查询当初的新闻报道，汉能集团在2010年前后相继与国内十几个县市签订了合作协议，禹城市正是其中之一。汉能禹城项目从2010年开工建设，计划用5年时间投资110亿元分三期在禹城建设光伏研发制造基地。其中一期工程投资28亿元，于2010年2月开工建设，2012年落成投产。但随后这一项目就陷入了停滞。

2010年12月3日至2012年2月16日期间，汉能控股与禹城市财政局共签订7份《借款协议》，后者向前者共支付借款8亿元。2014年6月27日，汉能控股出具《汉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归还禹城市财政局借款的计划》，承诺自2014年6月至2017年4月分7期偿还8亿元借款本金。但汉能控股累计仅偿还本金9000万元，剩余7.1亿元本金至今未按期偿还，且利息及罚息也未按期清偿完毕。基于此，禹城市财政局将汉能控股告上法庭，要求其偿还上述本金、利息及罚息共计9.74亿元。

一位光伏行业资深人士曾对媒体透露，由于出借给汉能控股的这笔欠款无法收回，给禹城市财政带来巨大压力。根据公示，禹城市2018年地区生产总值305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亿元。

禹城市绝非孤例。中国裁判文书网也显示，汉能集团与成都西航港工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常州滨湖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淮安市盱眙经济开发有限公司、长兴经纬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等地方国有企业也产生了数十亿元的借贷纠纷。而这些借贷纠纷案件的共同之处在于：当汉能集团与地方政府签订投资开发协议，由政府推荐当地企业作为第三方投资平台建设基地产业园项目，而汉能集团未能在约定时间内进行还款或者履行承诺。

“我认为这就是一种资本运作行为。”来自国内某科研机构的学者皮一平对本刊说。事实上，直到去年已经被众多地方政府和企业告上了法庭时，汉能集团仍然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可以合作的政府对象。皮一平作为业内专家就收到了三个地方政府的邀请，请他去当专家帮忙考核一下项目。但这三个最后都没有成功。“因为现在的地方政府也不是傻瓜了，一看你在全国各地搞产业园，这怎么可能呢？而且要地方政府出大部分的钱，一贷就是几十亿，还不能马上盈利，所以大部分都没干成。”

资本运作的变局

在欠薪的丑闻闹大之后，李河君也做出了公开回应。他在公开信中表示：“今年以来，由于外部形势复杂多变，实体经济经营出现了一定的困难，我们有几百亿应收账款没能按时回收，一些金融合作机构的授信资金也因自身原因暂停发放……这些综合因素导致集团在资金调配周转困难，并造成部分员工工资晚发。”

但这种说辞在外界看来仍然有巨大的疑问。“汉能还是没把重心放在练内功的方面，还是想希望通过资本市场、通过地方政府实现快速扩张。”皮一平对本刊总结，“它以前在香港市场就是靠资本运作，最后垮了，后来内部的资本整合仍然支撑不了其快速扩张的战略，所以就导致了今天的困境。”

从皮一平的话中我们能发现，这已经不是这家屡受争议的公司第一次遭遇危机。2015年5月20日早上，当时的港股上市公司汉能薄膜发电的股价突然急坠，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内暴跌了47%，不得不在10时40分紧急停牌。李河君从还没坐稳的“首富”位置上瞬间就跌了下来。

这次股票暴跌事件让汉能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涉嫌内幕交易、操纵股价的传言满天飞。当年7月15日，香港证监会勒令停止了汉能薄膜发电的股份买卖，并不得复牌。后续的调查显示，危机爆发的原因就是汉能薄膜发电与母公司汉能控股集团的关联交易，简单来说就是“左手转右手”“自买自卖”。

公开资料显示，2010年至2014年间，汉能薄膜的大部分收入为向汉能控股销售设备所得。2013年关联收入几乎占到汉能薄膜发电营收的全部，2014年在增加第三方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关联交易占比依然达到了62%。面对佐证和港交所的高压态势，汉能薄膜只得于2015年7月20日主动终止当年高达130多亿元人民币的持续关联交易协议，并在财报中剔除大部分关联交易，这使得汉能薄膜2015年营收骤降至仅28亿多港元，净利润从2014年盈利32亿港元变成净亏损122.34亿港元。

2019年6月12日，已经被港交所停牌4年的汉能薄膜发电宣布撤回港股市场上市地位，完成私有化，并将启动回归A股的进程。但从近两年的财报来看，汉能集团的商业模式仍然疑云重重。

在2018年上半年，汉能薄膜发电集团的净利润在行业内一骑绝尘，达到73.29亿港元，同比增长达到了惊人的2893.71%。但反常的是，其实际经营现金流却出现了超过15亿港元的赤字。不少金融分析师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汉能薄膜204亿港元账面营收数字背后，有一项所谓高达127.74亿港元的“合同资产”，也就是李河君所说的“应收账款”，这笔资金较2017年12月末增长了432.11%。再仔细分析这些“还停留在合同上，其实并未真正到账”的资产，能发现他们绝大部分可能仍来自汉能旗下的关联企业。

比如在这127.74亿港元背后的客户中，汉能方面一共明确披露了9个，排在第三大的是山东淄博汉能薄膜太阳能有限公司。除了这个“亲儿子”之外，后面还有华夏易能（南京）新能源有限公司、黑龙江华夏易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和德州易能新能源有限公司，而我们在隶属于德州市的禹城汉能产业园大门口就看到了“德州易能”同样硕大的金属字牌，园区保安告诉本刊，两者不光是在同一个园区内，“他们就是一家”。

一位来自国内另一家薄膜太阳能企业的高管向本刊分析，汉能目前仍然搞产业园的策略是，把所有合作搞来的钱通过出售生产线和设备的方式揣到自己的兜里，“如果他们没有被停牌的话，其实业绩还是很漂亮的，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从他们自己那里买的，所以相当于是把融来的钱直接变成汉能薄膜的收入了”。

但在这个过程中，汉能自己所期待的产品与技术能力始终未能得到实质性的突破。不仅是赵帅这样来自汉能自己的销售人员卖不出货，所有接受本刊采访的业内人士都说，他们不知道汉能的东西都卖到了哪里。

“没有销售就没有生产，产业园这边也就没有收入，那些‘应收款项’就只能停留在纸上。政府这边也逼着说你不生产、不按合同的内容来，我就不给你后续的钱，我就要告你。所以就越弄越糟糕，窟窿越来越大。”上述高管对本刊分析，“所以我认为他们实际上一直在打时间差，一直寄希望于技术能获得突破，产能获得真正的释放，所有那些应收款项就变成实实在在的现金流了，但是他们可能太过于乐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