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4月，沙俄在首次强行驶入黑龙江之前，较为正式地向清朝打了招呼（不是请求准许，而是告知），说要出海与英法联军作战，加强沿海地区的防务，也防止英法入侵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是这样说的，沙俄枢密院也是这样说的，第二年俄船再来时同样一套措词。他们当然怀有侵占之心，但也不算完全扯谎，三国的炮舰和陆军打了一年多，从堪察加半岛打到鞑靼海峡，再打到黑龙江口。

等到俄土战争结束，《巴黎和约》正式签署，老穆实在不好意思再用这个理由，便说要防止英法军舰再来，说是英法正密谋在广州搞事，甚至要组成舰队去天津，由那里进京。穆督如此说，俄枢密院和赴华公使普提雅廷也如此说，而英法也真是正在运筹对华动武之事。“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俄国人慷慨提供这些搜集不易的情报，对清廷应说很重要，也很急迫，自以为是极好的见面礼，岂知大清君臣嗤之以鼻，不收不看，不让公使进门。

康雍乾之世，大清内阁与军机处可谓众星闪耀，咸丰朝则黯淡无光。皇帝的近侍大臣，没有一个调和鼎鼐、担荷山河社稷之人。可清朝君臣并不缺心眼儿，三年前不相信穆督的与英法作战说，此际也不信英法会有大动作，攻打炮台，闯进内河，甚至炮轰广州城墙、抢劫总督衙门的事都发生过了，最后不还是偃旗息鼓而去，又能怎么样呢？朝野瞩目的两广总督叶名琛，身兼通商大臣，更是内阁大学士、一等男爵，似乎成了当代诸葛亮，谈笑间从容退敌。老叶在香港安插密探，自有快捷的情报来源，悉知印度爆发全国性的大起义，认为英国的侵华基地东印度公司已朝不保夕，欣慰之余，飞奏朝廷。而俄国人竟然还拿着英法说事，哄鬼哦！

作为管理通商口岸的内阁大员，叶名琛身在岭南，也关注着塞北，关注着黑龙江和俄国人的动向。惜乎对世界大势和国际政治所知甚少，依据一些小报资讯与小道消息、虚假传闻作出判断，又秉持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陋见，心中对沙俄抱有好感。1857年12月27日，叶名琛以六百里加急向朝廷密奏，一折一片。片，为奏折的附件，简记其他事件，老叶报告的是三艘俄国兵船到了广州，停泊在外洋之事。而正折很长，叶督又施展段子手的才华，先说英国公使额尔金在孟加拉吃了败仗，一路狂奔至海边，孟加拉各路好汉紧追不舍，恰好被法国军舰救起，与法使葛罗一同到了广东，摆酒致谢。席上商议对华方略，葛罗表示中国一再忍让，而且兵力并不弱，并说国王明令他遵守和约，不许再支持英国，额尔金听后也觉得有道理。至于如何获知这些，老叶说自己在香港安插了许多眼线，英法公使身边也有，能源源不断提供密报。

叶督又说咪国（美国）前任公使伯驾挑唆英军滋事，已被撤换，新任公使列卫廉到后不听英方阻挠，发来照会，自己当即批复，咪国商民一片欢呼，英商则无不埋怨。额尔金只得再去找葛罗协商，万般无奈，派出挂着白旗的船只来送照会，“火轮船上四方大白旗一面，三板船上三角尖白旗各一面，皆大书‘免战’二字”。他说对方的照会“文理鲜通，字句费解”，大意还想进广州城，已据理反驳。他将针对英法的回复大段抄录，显然以为是得意之笔，而今重读，也觉有理有据，大义凛然。叶督还记述了英法美三使会面的场景，记述他们之间的争论，说英国在华无端挑衅，闹腾了一年多，已是骑虎难下，加上印度发生大起义，“穷乏已极”，想在中国敲诈点儿银子，以解燃眉之急，我天朝绝不能退让。

清代封疆大吏呈送奏折有一个仪式，称“拜折”，将折匣恭放大堂的香案之上，属员站班，步军列队，督抚三拜九叩，取交折差举于头顶而出，衙门中鼓乐齐鸣。就在这次拜折之后，英法的最后通牒到了，叶督照样是不理。13日早晨，英法联军百余门大炮猛轰广州，次日城陷，侵略者到处搜捕叶名琛，数日后在副都统署中将他抓获，押往军舰看守，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巡抚柏贵等举旗投降，皆被软禁于观音山。可以想象咸丰帝接报后的目瞪口呆，只批了句“览奏实深诧异”。的确是太震惊了，几天前刚读过叶督长奏，本以为一切都尘埃落定了。

广州城的炮声已经消歇，而中国军民的抵抗袭扰仍不时发生。额尔金对叶名琛很忌讳，深恐清军来劫营，将他羁押在“无畏号”上。有一幅画描绘老叶被押解的情形，虽着意将他画得痴肥，仍可见沉稳庄严，不似俘虏，倒像一个统帅。熟读圣贤书的叶督在危难时显示出高贵气节，也赢得了英人的尊重，据报载：舰上所有英国军官都表现得很敬重，见面时会向他脱帽致意，老叶也欠身还礼。而清廷则显得极为绝情，得知他被俘的当日，即颁旨将之免职：“叶名琛以钦差大臣办理夷务……迁延日久，以致夷人忿激，突入省城，实属刚愎自用，办理乖谬，大负委任，叶名琛着即革职。”为避免英法拿着老叶说事儿，还要求广州将军向对方声明：“叶名琛业经革职，无足轻重。”一个内阁大学士被敌人活捉，毕竟不成体统，咸丰帝想起前朝的“三元里大捷”，传谕召集团练，将英法联军逐出省城，“倘该夷敢于抗拒，我兵勇即可痛加剿洗，勿因叶名琛在彼，致存投鼠忌器之心。该督已辱国殃民，生不如死，无足顾惜”。这番话形同梦呓，而流露出的薄情寡义，老叶若听到不知是何滋味？

对于叶名琛留在广州，额尔金总是心中不安，一个多月后命人将他押至印度的加尔各答。那里是东印度公司总部的所在地，也是英舰补给和鸦片输华的基地。他将所居题名“镇海楼”，自署“海上苏武”，赋诗明志：

镇海楼头月色寒，将星翻作客星单。

纵云一范军中有，怎奈诸君壁上看。

向戎何必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

任他日把丹青绘，恨态愁容下笔难。

在当时的西方舆论中，叶名琛恶名远播，是顽固保守和不守信用的代表。伟大的马克思则撰文加以赞扬，并说他对英法照会的回函心平气和地讲明了道理，“错误在英国人方面”。老叶也是这样认为的，以为上船是去英国，还打算当面与英王论理，临行前让仆人买办食物，准备打持久战，岂知到了唐僧取经的天竺。一年多之后，叶名琛绝食而死，遗言：“我之所以不死而来者，当时闻夷人欲送我到英国。闻其国王素称明理，意欲得见该国王，当面理论，既经和好，何以无端起衅？究竟孰是孰非？以冀折服其心，而存国家体制。彼时此身已置诸度外，原欲始终其事，不意日望一日，总不能到他国，淹留此处，要生何为？所带粮食既完，何颜食外国之物！”他的所有行为都有着衰败王朝的深深印痕，个人悲剧实乃一个悲剧时代的缩影，而风骨气节应令同僚汗颜，与打着白旗、奴颜事敌的广州将军等判若云泥。当时有“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之讥，文人之笔，固然不无精准和犀利，可叹多出现在当事者落井之后。

十余年前本人曾到加尔各答，英国人遗留下来的宏伟楼宇已经破败，巨幅的女王画像也只能在库房沾满粉尘，我参观了泰戈尔的故居，也曾打探叶名琛待过的镇海楼，问及的人皆摇头不知。（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