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在哈佛大学师从印度语文学教授兰曼（视觉中国供图）

 

没有毕业论文的导师

1925年，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曾经的“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之后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这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

尽管陈寅恪13岁开始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留学，十几年里在很多名校听过课，却不要学分，没有拿过一个学位，那时他还没有任何著作问世，更未在大学或研究院教过书。时任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后来回忆，他向校长曹云祥举荐陈寅恪后，教务长张彭春认为陈寅恪一无声望二无学位三无著作，表示反对。吴宓辩称，“陈先生前后留学十八年，他人不过四五年。陈先生学问渊博，能与外国教授上下其议论，堪称学侣”。他还说，虽然陈寅恪没有正式著作发表，但仅凭后者写给妹妹的一封信，“寥寥数百字，已足见其学问之广而深，识解之高而远”。

1923年初，在柏林求学的陈寅恪从一家中国报纸上读到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藏经》的消息，马上给国内的妹妹陈新午写信，希望她能找人帮他筹得一万元，以购买《大藏经》外加其他相关书籍。这就是吴宓大为推崇的那封家信，他将信的内容转载于1923年8月《学衡》第20期，并加上了《与妹书》这个标题。

陈寅恪在信中解释说，自己研究梵文多年，最近对藏文颇有爱好，因为藏文与中文是同一语系，而藏文几千年来一直用梵文书写，很多藏语保留了梵语的读音，与汉语一对照，就知道以前的文献中哪里错了。从唐以后，汉人基本上没人懂梵语，他如今随便取一本《金刚经》，发现后面那么多汉文注释，大部分都是错的。因此他希望能用西方的学术方法，进行汉文和藏文的比较研究，以此补充唐、西夏时期历史以及佛教思想史。

他还对妹妹说自己久在外国，正是因为外国图书馆里藏有这类书籍，如果不买这些书，一旦回到中国，非但不能再继续研究，甚至还要放弃此前已经积累很多年的整个学科领域。而如果有了这笔巨款，他买了书就可以立即回国。

但实际并没有计划得那样好。当年底，陈寅恪母亲俞明诗、长兄陈衡恪相继离世，家中日渐中落。直到1925年，在吴宓为他申请了几千元公费购书款，并再三邀请下，陈寅恪才回到中国，结束了自己漫长的留学生活。

陈寅恪后来对自己这段留学经历始终很低调。十几年里不修学分，不要文凭，也没有著作，实际上并非不认真，陈寅恪曾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那十几年里他学得了诸多语言，陈寅恪受业弟子王永兴说他“具备阅读藏、蒙、满、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腊等13种文字的阅读能力”。台湾学者陈哲三说他还会突厥文、西夏文、波斯文。陈寅恪侄儿陈封雄则说他能懂14种文字，能说四五国语言，能听懂七八种语言。但回国后的陈寅恪从未炫耀过自己的外语，以至至今人们无从确切他懂多少种语言。他曾经的学生、中山大学的胡守为回忆说，在陈寅恪回国后填写的履历表上，“懂何种外语”一栏，只写着“德语”二字，足见他的谦虚和慎重。

而吴宓在当时如此力荐陈寅恪，并对他的博学推崇备至，源于两人早年同在哈佛求学的经历。

哈佛，1919

“一战”前后的哈佛大学先后聚集了一批中国留学生——赵元任、梅光迪、竺可桢、李济、陈寅恪、吴宓、汤用彤、张鑫海、林语堂、楼光来、顾泰来等，按照吴宓的话说，纵览近代中国的留学史，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代“文化贵族”。

这些留学生大多选择文科专业。张鑫海是吴宓的同学，一同师从比较文学系教授白璧德（Irving Babbitt），林语堂和楼光来同样在文学系，顾泰来学习历史兼政治，而俞大维则在哈佛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其间连年获得奖学金，后来赢得竞争极为激烈的谢尔顿游学奖学金去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数理逻辑，论文刊登于当时海伯特与爱因斯坦合编的《数学年刊》。

在吴宓的印象中，这些中国学生的英文基础都很好，对西方文化有相当的了解，同时还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因此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不赞成胡适、陈独秀等的全面抨击、彻底否定、破旧立新，而主张融化新知。这也许不无白璧德的影响，后者是美国当时著名的新人文主义者，对东方哲学，从佛教到孔、孟、老、庄等都深有研究，认为中西文化传统在人文方面“互为表里”，并希望中国留学生们能采中西文化之精华，以求救亡图存，而不蹈西方之覆辙。

陈寅恪算这帮人里比较晚入学的。1919年初他刚到哈佛时，就住在表弟俞大维家里，最初选的专业是历史，但他不修学分的方式很快让他找到了新的兴趣。当时俞大维正在上印度哲学课程，想要学习梵文，以便将一些汉文佛经翻译成英文，由此经介绍认识了哈佛大学印度语文学教授兰曼（Charles R. Lanman），后来他转入印度语文学专业，跟着兰曼学了两年梵文和巴利文。

经俞大维介绍，吴宓认识了陈寅恪，由此开启了一段近50年的友谊。在吴宓眼中，年长他们几岁的陈寅恪“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吴宓后来还在日记里分析了陈寅恪有过人之见识的来由，除了勤奋与聪慧外，他认为陈出身世家名族也大有关系，耳濡目染之际，往往得潜移默化之果。

当时陈寅恪确实比他的哈佛同学们经历了更多。9岁时，他祖父陈宝箴作为湖南巡抚襄助“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遂带儿孙回老家，走向了与传统仕途截然不同的结局。他父亲陈三立专注于诗词创作，并不要孩子们应科考、求功名，在陈寅恪13岁时就把他和哥哥送去了日本。自小博闻强记，打下坚实旧学基础的陈寅恪，因此并行不悖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后来陈寅恪因病从日本回国，考入上海新式学堂复旦公学，在这里学会了德语、法语。19岁时他又被家人送去欧洲，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上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短暂回国，在北京、湖南、江西担任公职，最终申请到江西官费再次留学。

江西官费的支持，使初到哈佛的陈寅恪经济还算宽裕，曾大量买书读书。他最初对历史感兴趣，于是将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剑桥近代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等几十巨册陆续购回，成一全套。在他和俞大维的带动下，吴宓也跟着他们经常逛旧书店，并买了一套各家注释汇编本《莎士比亚全集》，19册，花了60美元，相当于两个月的伙食费。

也正是在这样的场景下，1919年“而立”在即的陈寅恪开始有了对中西之间更深的思考，在“五四”运动引发的社会思潮多元背景下，他与吴宓的日常聊天话题，也从历史转入文化。

“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唯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

进而再谈到中国留学生的现状。“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或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

最后再转入政治和时局。“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辞，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夫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一切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故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而佛教则未能大行于中国。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

陈寅恪一生几乎从不写学术以外的政论、时评文章，也不写书评，这段吴宓凭记忆力在其日记里记下的言论，也就成了陈寅恪为数不多的感慨，实际上也间接说明了他自己的留学轨迹。

柏林，语文学的时代

陈寅恪在哈佛刚入学时，1919年春季学期登记的专业是历史，但在1919年秋季学期改为古代诸语言。学习印度语文学，旁及古典学和闪米特研究。也是在此时，陈寅恪感受到哈佛的古代语言研究深受德国影响。

德国是梵文研究水平最高的学术重镇。陈寅恪在哈佛的印度语文学系主任兰曼，早年于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印度学博士学位后，去德国深造过，而哈佛的闪米特语言以及历史专业课程也多用的是德文教材。因此，陈寅恪随兰曼在哈佛上了两年学之后，1921年决定前往德国，进入柏林大学师从著名学者吕德斯（Henrich Luders）教授学习印度学及东方古文字学，在那里待了4年多。

有意思的是，印度与德国不是近邻，相距遥远，历史上也不曾受到印度文化的巨大影响。德国为何在当时的大学中设有印度学专业，而陈寅恪又为何选择这个专业呢？

实际上按照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说法，在19世纪的欧洲，三大学科从古典的模式脱颖而出：基于达尔文进化论而产生的生物学、政治经济学，以及语文学。这三大学科的诞生，标识欧洲的学术告别了古典时期，意味着现代学术划时代的开端。其中语文学获益于欧洲学者对梵语的认知，它的诞生也伴随着印度学在欧洲的形成。德国早期浪漫派的重要理论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最先开始关注梵语，在他的著作《论印度人语言和智能》导言中曾这样预言：“惟愿印度学能知遇那样的开拓者和倡导人，犹如15世纪的意大利和16世纪的德国因为一些人对希腊的研究而见证了伟人的突然兴起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伟大业绩。此时期，对古典认知的再度发现，迅速改变了科学的构架，甚至可以说是世界的构架，并使之焕发了朝气。”

德国学术界很快发现，梵语文学、印度传统文化对语言的特殊认识为欧洲的语言学家开拓了新的眼界，印度学的引入确实如施莱格尔所预言的那样，对德国乃至欧洲的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16年德国语言学家葆朴（Franz Bopp）发表了论文《论梵语动词的变位体系及与希腊、拉丁、波斯及日耳曼语的联系》，欧洲人终于发现，德语、英语、法语等，都是印欧语系的一支，他们眼中曾经被视为野蛮民族的印度人，其实是亲戚。葆朴自此成为比较语言学的创立者，被聘请前往柏林大学担任东方语言的全职教授，并开设了印度学专业。

进入20世纪，印度学达到了一个巅峰，欧洲学界加速了对东方语言的发掘，斯坦因、伯希和相继前往敦煌，葆朴在柏林大学的继任者皮舍尔（Richard Pischel）教授也积极组织德国探险队四次来到吐鲁番地区进行发掘，发现的大量古代多种文字的写卷为欧洲学术界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丝路沿线所发现的17种文字、24种语言中，20世纪初欧洲学者就发现了3种已经消亡的古代语言：伊朗语族的和田塞语、粟特语，以及吐火罗语。

皮舍尔不幸死于一次事故，接替他在柏林大学印度学教职的便是吕德斯，也就是陈寅恪的老师。他的弟子阿尔斯多夫（Ludwig Alsdorf）评价说，吕德斯也许是那个时代最后一个难以用“印度学家”来概括的学者，人们说不出他的研究重点是什么。他是吠陀语文学最有名的学者，也是最有成就的碑铭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同时还专注于巴利文和梵文佛教文献研究。吕德斯不仅培养了陈寅恪，也培养了后来季羡林留学时的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印度学老师瓦尔德·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

师从吕德斯4年，陈寅恪后来却没有成为一名印度学家。“如果要给陈寅恪留学这段时期一个学术定位的话，并非思想家或者哲学家，而是一位非常杰出的东方语文学家，或者比较语文学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沈卫荣对本刊分析说，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西方语文学的黄金时代，当时语文学（Philology）并非现在的语言学，而是整个人文科学的总称，是研究该语言文明中的文学、哲学、历史、宗教的学科。

陈寅恪在柏林大学学的“东方语文学”（Oriental Philology），便是以东方地区发现的古代语言与文献为基础，来研究欧洲的“他者”——东方，并以此重新构建已经“故去”的东方历史、宗教、文化传统。陈寅恪彻底回国前在《与妹书》里的解释，实际上就是受到这一思路的启发。20世纪初，印度、蒙藏、西夏等古代塞外民族以及将它们连接起来的佛教史对于大多数中原地区尤其是南方人来说仍然比较陌生。于是陈寅恪的“东方学”，便是以欧洲当时新近发现的中亚和塞外出土语言文献为主要史料，通过西方比较历史语言学方法研究“殊族之文、塞外之史”，来重建中原的“他者”——西域，并以此重新认识中原历史以及佛教对中华文化的影响。这也就是他自己说的“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

陈寅恪回国后，在清华给学生们开设课程“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讲梵、藏、汉文文献的比较研究，实际上就是比较语文学的方法。而受此欧洲思潮影响的中国学者不止陈寅恪一人。作为陈寅恪柏林大学的同学，傅斯年回国后建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是按照语文学的方法来指导研究。后来的季羡林从德国毕业回国，当的是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系主任，只不过这个系后来被撤销了。

随着哲学、历史、宗教等人文专业的独立分科，语文学在学术界逐渐门庭稀落，被分成了语言学和文学。陈寅恪则像他在《与妹书》中预言的一样，没有钱买到信中罗列的很多书，在吴宓的连连邀请下回国任教，加之战乱中书籍散佚，30年代之后也无法继续东方语文学的研究，继而转向中古史，至此陈寅恪的学术生涯进入了另一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