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时

今年是我国著名书画艺术家尹瘦石先生的百年冥诞，自先生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四日仙逝之后，二十年来的怀念无有暇忘，与先生相随的情景时时浮现于眼前，常唤起我绵绵的回忆。

先生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二日出生于江苏宜兴周铁桥镇，十四岁开始学习陶艺和书法绘画，天赋极高，很早即已成名。“七七事变 ”后，国难当头，先生投身于抗日救亡的运动中，曾前后两次在桂林举办个人画展，以其创作的古代人物画和历史画鼓舞国人抵御外侮的斗志，弘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深得周恩来、李济深、何香凝、郭沫若、柳亚子、徐悲鸿等先生的赞赏和器重，是一位深具爱国主义思想的艺术家。一九四五年国共重庆谈判，毛泽东主席亲赴重庆，经柳亚子先生介绍，先生为毛主席敬绘肖像，并于重庆举办 “柳诗尹画联展 ”，为一时之盛事。先生时年仅二十六岁，已展现出其艺术大家的不凡格局。先生创作的很多作品，如《屈原》《郑成功立海师规取留都图》《史可法督师扬州图》《伯夷叔齐》《臣赞法师像》《柳亚子像》《沈钧儒像》等，早已深入人心。先生藏有一纸毛泽东主席亲笔书写的《沁园春 ·雪》，极宝爱之，并以此命名画室为 “仰雪词馆 ”。

我初识先生是在一九七五年的夏天，因我从小爱好书法绘画，升入初中后更为狂热，甚至课余时间全部都用于对书法和绘画的学习。一次孙铮姨婆来到家里，见房间的墙上地上都挂满铺满了我写的书法，便应允为我介绍一位好老师，以便能够更系统地学习，这位老师就是她和莫朴姨公的老朋友尹瘦石。

记得那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姨婆带我去拜访尹先生。当时先生 “右派分子 ”的帽子还没摘掉，家住在北京东郊老虎洞的一处连体平房。两间房间不大，但非常洁净。外间用来餐叙会客，里间则为卧室兼画室。画室进门的右侧靠窗放着一条通屋大案，上面摆满了笔墨纸砚，画案靠墙处则叠放着各种书籍。里外间的墙上错落有致地挂着各家的书画作品，也包括先生自己所画的奔马，每个角落都弥漫着浓郁的书香。

先生在家里迎候我们，他身材不高，甚至显得有些瘦弱，但神态从容，和蔼慈祥，举止温文尔雅，说话缓慢而有节奏，带有宜兴人讲普通话的特有韵味。先生见到我们非常高兴，和姨婆叙旧，谈了很多往事。姨婆将我介绍给先生，由于先生是姨婆的朋友，所以我叫他爷爷，后来也就一直这样称呼他，他和奶奶则都叫我小时。我向先生深深鞠躬，算是正式拜师了。

中学时光对我来说是舒迟和美好的，当年并没有像今天的学生那些苦于应付的无穷无尽的作业，不多的一点练习题，在学校就完成了，回家后的时间都成了业余时间，可以尽情发展自己的各种爱好。当然对我来说，做得最多的事仍然是学习书法。每个周日，我都带着一周写好的字去先生家里，请先生一幅幅过目，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有时先生还亲自做些示范。评点之后，先生便和我海阔天空地闲聊。这种闲聊看似没有主题，内容无所不涉，实际则尽现先生对各种问题的高明见识，使我的视野大为开阔，受益匪浅，以至于在那段时间，和先生聊天竟成了我最享受的事情。

我学习书法的志趣很广，真草隶篆无所不爱。拜师那天，我抱着自己写的各种书体的习作请先生指点，先生看后说行草写得最好，让我在这方面多下功夫。先生推崇孙过庭的《景福殿赋》和王铎的书法，同时又向我推荐了张迁碑、衡方碑、西狭颂和曹全碑两类风格各异的汉碑，以及张猛龙碑、郑文公碑等魏碑，命我观摹临习。而古文字方面则让我先临摹《说文》中的秦篆。我听命尽力，先从《草诀百韵歌》写起，熟悉草书的结体特点，然后临写孙过庭的《书谱》和《景福殿赋》，并去琉璃厂庆云堂买来汉碑魏碑，又临写秦篆。那段生活真是无比的充实。

先生对我的传授与训练细致入微，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先生有很多书法收藏，如郭沫若、于右任、黄炎培、柳亚子、弘一法师、章士钊等名士赠与先生的作品，于家中定期轮换张悬，每次有新的作品挂出，先生都会让我诵读。有些草书不易辨识，先生就给我仔细讲解。这样耳提面命，日积月累，我对书法的理解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有了进步。

当时虽然还在 “文革 ”后期，但文化的复兴已经开始，中日书法界展开了交流，并在中山公园举办了赴日书法展的预展。先生的作品是一幅行草，既大气磅礴，又飘逸洒脱。一次在先生家里遇到一位先生的同道，盛赞其书法高妙，本出二王，先生则摇头否认。谦逊是先生一贯的品格。

“文革 ”结束后，先生被错划的 “右派分子 ”得到了平反，逐渐恢复了各种行政职务，从北京画院副院长、北京市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分会主席，到中国文联副主席，先生开始忙碌了起来，我也不可能每周都向先生问道了。有时话谈到一半，来接先生开会的车就到了。而我也准备参加高考，书法的学习不得不暂时放下。

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我逐渐迷上了古文字，并立志以其作为终生的事业。一九七八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先生非常高兴。这时先生的家也从老虎洞搬到了朝阳门外的小庄，离我家更近，所以大学期间，我周末回家就往先生家里跑，有时白天没空就晚上去。先生对考古学兴趣浓厚，常和我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并向我借阅北大的考古教材，自己学习。毕业后我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真的从事了我喜爱的古文字学研究，这是先生的栽培，也是我的幸运。

先生为人正直，谦和豁达，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委屈，公而忘私。曾治有一印 “宁甘寂寞 ”，可见其性情。先生以文会友，不尚金钱，吴作人先生赠之以金鱼画作，交流其用墨的心得，先生便回赠以骏马，互为切磋，老一辈艺术家朴心纯厚，风骨不恒，正属孔子所说的难得易禄的儒者。先生健在之时，画作从不出售，而求书求画者络绎不绝，却少有拒绝，几乎每求必应。一九八一年，我大学毕业实习，赴山东研究孝堂山石刻画像，山东省考古研究所的蒋英矩先生为我的合作指导老师，蒋先生知道我是尹先生的学生，便请我向先生求字。蒋先生家中挂着唐兰先生给他的题字，内容是毛泽东主席的词句 “不到长城非好汉 ”，他说也曾向于省吾等几位先生索求书法，结果都写了这句名言。我将此事转告先生，先生写了郁达夫的一首诗相赠，请我转交，并玩笑说：相信这次不会再有重复的了！

先生的书法造诣极为深湛，尤工小楷和行草，对作品的要求极其严格，从不应付了事。记得有一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有关书法的影片，邀请先生提供作品，先生写了一幅小楷，过了几天又重写一幅，将之前提供的作品换下。还有一次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书法展，先生受邀当场书就一幅作品，回来后和我说写得不好，重写了一幅交上。这些小事即可见先生意无杂念、唯艺术为大的纯正用心。

先生的行草书法自成一家，深稳流畅，气韵广阔，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先生对于书法理论的阐释是从其多年的创作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因此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从不人云亦云、墨守成规。譬如书家多推崇中锋用笔，甚至笔笔中锋，以致神化，先生对此却颇不以为然。先生曾在纸上作字，让我观察笔锋的变化，以证明所谓中锋用笔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说辞而已，实际写字时是不可能实现的。另外，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人标新立异，提倡以鸡毫笔写尹瘦石书法作品字，并称效果奇绝，于是众人趋之若鹜。一次先生拿着一支别人送来的鸡毫笔，边试笔边说，这么绵软无力的笔怎么能写得好字？还有一事也足见先生不流俗说之卓识。唐人孙过庭的《书谱》已为大家所熟知，但他的《景福殿赋》则有人疑为伪作，理由只是其与《书谱》的风格有异。先生考辨后力推其真，他和我说，孙氏一生的书法风格必有变化，怎么可能只写《书谱》一种风格的字呢！因此，以一帖作为一位书家一生的代表或判定标准，这种认识本身就大有问题。先生充分肯定《景福殿赋》的艺术价值，这与其过人的艺术鉴赏力是分不开的。

先生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虽与其天赋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则是他经年积累、师法自然的结果。先生绘画的特点在于以形写神，形神兼备。他擅长画人物，用笔简练，神采飞扬，秉承传统，功力深厚；先生又极擅画马，水墨酣畅，气象万千。先生曾在内蒙古生活多年，对马有着特殊的感情，观察细微，凡骨骼神态，皆了然于心，加之先生对造型和水墨的独特理解，故展纸运笔，逶迤顿挫，出神入化，一气呵成。先生笔下的马眸子精明，体势飞扬，神情骏逸，巧夺天工，毫无装饰与造作之感，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真正艺术。如此传神的中国画作，在当今之画坛已难得一见了。先生曾为创作百骏图画了很多马的画稿，我曾向先生索要一幅供平时临习，先生选了一张给我，并没有落款，我拿回来挂在房间，一次家中来客，见此马惊叹道：“呼之欲出，若天马般，太传神了！”这是真正的识画之人。今日识人不识画者多矣，其心实不在于艺术，而唯在名利。

古人以做人重于做事，做人要踏踏实实，先生身怀这种品德，所以德艺双馨。和先生相处的岁月中有一事使我记忆深刻，当年苏州的一位书法家费新我先生以左笔称名，书法极具特色，我看着好奇，也模仿以左笔写字拿给先生看，本想先生能夸我几句，没想到先生见后，脸一沉，把我好训了一顿，说我右手还没写好就用左手，心怀机巧。后来先生和我讲了费先生的苦难经历和他不得不用左手写字的原因，并对古代一些哗众取宠之人的可笑做法多发讥讽。这是先生唯一一次对我的批评，却使我终生难忘，以致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也绝不敢再存半点机心。

先生毕生都在为真正的艺术而探索，其对待艺术之严谨，在今人看来甚至显得有些刻板，这当然也是老一辈学人共有的品德。先生教我画马，对我的第一个要求却是让我先去观察真马，而不是急于临摹作品。当年的北京还可以经常看到马，我在路边或郊外观察往来的马匹，揣摩马的神态和步调，积累了一厚本素材。我想和先生学习篆刻，先生却说这行他不懂，如果我想学，可以给我另请一位老师。其实先生作为一位艺术大师，于诗书画印各种艺术早已融会贯通，以先生之造诣及见地指点我这个艺术素人绰绰有余，而先生却以为篆刻非其所长，便不妄为师。这些点滴琐事不仅可见先生对艺术的畏敬，还体现着为师者对后辈的责任。先生这种诚悫守正的态度，对我之后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深刻影响。有识以拙，无识以巧；有识者自戒，无识者自负。这是我在和先生的交往中悟出的道理。

由于工作和研究的繁忙，有一段时间很少到先生家里去了。记得一九九七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先生来电话让我去一趟。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我来到先生在方庄的新家。我到时，先生正坐在画室的椅子上小憩。奶奶对我说：“先生知道你来，高兴得睡不着，一直在等，等累了睡着了。”先生年近八旬，身体硬朗，兴奋之情形于颜色，似孩童一般。先生将刚出版的《尹瘦石艺术馆藏品集》送我，并高兴地拾起毛笔，题写了 “冯时仁弟存念 ”。集子汇罗了先生的代表作品和多年的收藏，他已将这些作品悉数捐赠给了家乡宜兴，建立了尹瘦石艺术馆。当天先生留我吃饭，开了陈年茅台，但仍意犹未尽，直谈到很晚。

谁曾想到，待我再去看望先生的时候，先生却病了。他和我说：“胸部不舒服，画的画不成样子了。”我本以为只是偶感风寒，并无大碍，很快就能好起来的，却不料最后诊断为肺癌。先生平时有吸烟的习惯，可能与此有些关系。后来我去医院探望先生，先生依然谈笑如常，可我心却已戚戚惶惶然。

先生安详地走了。我和奶奶商量，送别先生时不用传统的葬礼进行曲，对于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它太沉重，也太不合宜。我为先生特意选了亨德尔歌剧《赛尔斯》中重新配器的《绿树成荫》，以安送先生。当人们伴随着优美而深远的乐曲向先生告别的时候，我仿佛感到先生和他的艺术已被这颂乐带到了天上，与神灵率舞，与山川共享了。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写于尚朴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