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的开篇，作者吉田修一用三页篇幅讲述了一桩入室杀人案。

凶案当天，东京白天的气温超过了37摄氏度，到了夜里，依然在30摄氏度以上。这天气，很像最近的北京。被杀害的夫妇二人白天都外出上班，家里的窗子关了一整天，因此，在作案时间下午6点左右，房间里的温度已经达到了近40摄氏度。男人简直是在桑拿浴的状态中作案。他没能顺利打开这栋房子里特殊的空调开关，情绪焦躁地多次捶打天花板上的嵌入式空调，弄坏了过滤器和主控板。墙壁的开关上留下了他大量的指纹，地上检测出他大量的汗水和死者的血迹，以及凶手在汗水和血迹上跌撞的足迹。

作者当然也还原了死者回家前的行动轨迹，描述了他们是怎样被杀，以及凶手是如何处置了尸体。但这些我已经没办法很完整地复述下来，留在我脑子里的，始终是凶手的从容。

作案后，他在现场逗留了六个小时，其间几乎一丝不挂。他翻遍了整个房间，还在厨房待了一会儿，吃掉了女死者当天买回来的四片黑麦面包和冰箱里的火腿、豆腐和三个芒果，然后躺进了客厅的沙发。第二天凌晨1点过后，他推着男死者的自行车离开，碰到遛狗回来的邻居向他打招呼，还轻轻点了点头。遇到巡警查询车牌号，这才丢下自行车跑掉了。

在写一篇有关推理小说的文章时，时刻提防着自己不要一不小心剧透出凶手的身份，是很必要，也很艰难的。好在不到两天，作者就让警察查明了凶手的身份和住处。也就是说，当这本书被翻到第四页，我们所有人就都已经知道，凶手的名字叫山神一也，以及他的身高体重和住处。只不过，他在搜查人员冲进公寓时，早已经消失无踪，整整一年，都没有被找到。

警察向全国发出通缉令的同时，作者开始了几乎与案件毫无关系的讲述，但事实上，小说此时才真正进入正题。

作者在东京、千叶和冲绳三个地方分镜，每一个镜头下的主人公，都兀自过着自己的生活。只不过，在每一段关系中，都出现了一个漂泊而至的外来者，用假名字应聘的临时工，无人岛上的背包客，在浴室偶遇的性伙伴。

我们不可能忘了那个还在逃逸的凶手，因此立即认定山神一也就在这三个人中间。于是，在凶手的照片——日常的、模拟其男扮女装的，以及双眼皮手术之后可能有的样子都通过电视发布之后，凶手是谁的游戏终于开始了。

每个人都来历不明，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拥有一些凶手的外貌特征，脸上有连成排的痣、是左撇子之类。这些信息看似是很重要的线索，实则没有一点用处。通常情况下，判断凶手依靠的是实证和推理，但是，在关于谁是山神一也的猜测中，我们更多是在依靠直觉。而这种缺少根据的猜测是让人细思极恐的，因为事实上，它比那种依靠实证、依靠逻辑的推理更加接近日常生活中，人们在企图获取一件事情的真相时所使用的方式。

重要的是，这种猜测，或者说是猜疑更贴切？它并不是作为旁观的读者的专利，书中凡是看到过通缉令的日本人全都陷入其中。警察局不断地接到电话：“昨天晚上和我擦肩而过的那个男人有点儿像。”“两个月前，在咖啡馆里坐我旁边的那个男人有点儿像。”“直到最近还和一个疑似山神的男人住在一起。”从对路人的怀疑，到对枕边人的猜疑。

据说，书里“山神案”的案件原型是日本2007年的市桥达也杀人事件。我上网搜了搜，市桥达也的容貌和书里的山神一也确实非常接近，吉田修一也许就是看着市桥的照片来写山神的也未可知。单眼皮、厚嘴唇、脸上的痣这些不再多说，书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描述是：“惯犯的脸上都会表现出诸如厌世、贪婪和幼稚之类的情感。这些情感就像被缝在脸上的线，留下起伏不平。”就是这样一张脸。

但是现实中市桥达也的作案手段比书中的山神一凶残变态太多——警察在市桥达也房间的阳台上发现了一个从浴室撬出的浴缸，里面装满了沙子，扒开后，死者一丝不挂地被屈膝埋在其中。她手脚有被绑的痕迹，全身上下是被殴打数小时留下的淤青。而山神一也只是很随意地勒死、刺死了两个被害人，而后将他们穿着衣服的尸体搬进了浴室，最多是在走廊的墙壁上用被害人的血写下一个字：怒。没有施虐，也没有过多的仪式感，手段平庸到作为读者的我记忆更深刻的反倒是犯案后凶手在现场吃了什么。

如果说市桥达也的杀人事件是山神案的原型，那么吉田修一就是在有意收敛，他没有借用戏剧化的场面，反而特意在书中大大降低了凶案现场的画面冲击力。那么，市桥达也案中让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不大可能只是罪犯的容貌。后来，他在一次访谈中给出了答案，承认自己对案件本身的兴趣并不大，但听说在当时的搜查过程中，有数量惊人的通报，譬如说自己身边有谁可能是逃亡中的凶手，或是在公园偶遇的人长得像通缉照片，便有了个念头：如果一个人报案说自己亲近的人是凶手，此人的心情究竟是怎样的呢？

这个问题贯穿小说始终，在三个分镜头的故事中，人们始终没有给予身份不详的外来者坚实的信任，即便他们同居，甚至说死后要葬在一起。所谓亲密关系，都在一张通缉令照片所带来的猜疑中一击即溃。这种溃败令人唏嘘，也是小说中真正精彩的部分。面对一个不知来处、走入自己生活仅仅几个月的陌生人，很多因素都可以使身体上的距离被迅速逾越，但信任却往往不能崛地而起。反之，毫无条件的信任往往溃于蚁穴，且没有重建的可能——“因为我曾相信他，所以才无法原谅他。”

毫无疑问，《怒》是一部典型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凶案、悬疑都只是作者借用的外壳，是表达价值的道具和吸引人读下去的手段。在日本，虽然大众文学和纯文学泾渭分明，但实际仍有很多作家在写作时会尝试“跨界”，吉田修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02年，他以城市男女合租题材的《同栖生活》获得日本大众文学领域的重要奖项山本周五郎奖，紧接着，又以描绘陌生人之间渴望交流的中篇《公园生活》获得纯文学领域的最高奖项芥川龙之介奖。据说，他的单本作品销量还曾超越过东野圭吾。而我最初知道他，其实是因为李相日执导的电影《恶人》改编自他的小说。社会派推理其实也是一种跨界，推理小说的框架下，作者追求的依然是对人性的揭示。

吉田修一说，他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是一边思考“要如何才能相信某个人”一边书写的。他一直在探索，是否只要有某个东西、某个条件，或者在某种状态下就能够信任某人。结果发现并非如此。到头来他所找到的答案是：只有相信自己，才能够相信对方；反之，没有自信，就无法信任对方。也就是说，这并不是对方该如何是好的问题，而是自己的问题。同时，所谓的愤怒正好相反，那是没有自信的时候才会涌现出的感情。

“怒”写在案发现场的墙上，同时也是故事的背景。按照吉田修一的说法，书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愤怒和斗争。之于他们自身来说非常重要的本质问题，可能在别人眼里却不值一提，这样一来，当一个人越是认真地愤怒，旁人越是能轻而易举地避开。三个地点发生的故事都是这样。据说，他原本打算写十几个地点和人，最终变成三个。写作之初他没设立明确的框架，三个故事的叙事顺序自由杂乱，作者本人在一开始都没想好到底哪位才是山神，写到后半部才确定下来。这可能和小说最初是以连载的形式发表的有关。

在结局意外的收场中，山神入室杀人的动机最终也没能剖白。也许动机根本就不存在？连载时，吉田修一曾经写过山神小时候的故事，但是成书时删掉了，因为他觉得那不过是作者在安排凶手的作案动机时的自以为是。一起事件固然存在动机，但其中也一定有“不成其为动机的动机”。

就此，书中还谈论过一则新闻，是2015年发生在日本新干线的自焚事件，据说是由于退休金问题所引发。可吉田修一始终怀疑，那并不是真正的动机。真的有人会因为拿不到退休金就在新干线的车上向自己浇汽油点火吗？应该不是什么简单的不甘心，他们是在说：“这是真格的，我真的怒了！”可是，他想要问：一定要通过死亡的方式才能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对方吗？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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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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