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立红

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法国朗格多克地区科洛尔盖村胡格诺教堂的钟声响起，战争动员开始了。加斯东 ·马佐里克老爹的四个儿子 ,两对同父异母兄弟吕西安、阿尔芒、阿尔班和乔治响应政府号召，相继奔赴战场。加斯东老爹虽然有些抱怨儿子在夏收季节突然离去，但他还是和当时绝大多数法国人一样，把应征入伍看作应尽的义务。如果说一七九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雅各宾派政府的全民皆兵令引发六十多个省发动武装叛乱，那么 “一战 ”期间，农民则提供了主要的兵源。朗格多克的胡格诺派农民更是从旧制度时期对抗王权的力量变成了忠于祖国的法国人。二○一四年，“一战 ”爆发一百周年之际，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克洛德 ·马佐里克教授，也就是乔治的儿子，出版《命运：一战中科洛尔盖村的四个 “法国兵 ”》一书，讲述了父亲和三个伯父的抗战故事。马佐里克一家的故事是朗格多克胡格诺派农民与国家关系变迁的一个缩影，而“一战 ”是这一关系变迁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朗格多克的胡格诺派农民

十六世纪宗教战争爆发以来，从天主教中分裂出新教徒，在法国被称作胡格诺教徒，集中分布在东部的阿尔萨斯和蒙贝利亚、东南部的朗格多克与西南部的夏朗德和圣东日，零散分布在卢瓦河地区、普瓦图、布列塔尼和法国北部。“一战 ”前夕，不包括阿尔萨斯，法国有 546480位胡格诺教徒，占全国总人口的 1.38%。朗格多克地区的塞文山区，是最典型的胡格诺教徒聚集区，这里在 “一战 ”前居住着全国三分之一的胡格诺教徒，在大多数村庄，都是胡格诺教徒居多。塞文山脉是法国中央高原的一部分，主要位于加尔省和洛泽尔省境内，向北延伸到阿尔代什省和上卢瓦尔省，向南延伸到埃罗省。科洛尔盖村就位于加尔省，十六世纪，胡格诺教徒经过与天主教徒多次对抗，终于在这个村庄占据主导地位，原来的天主教教堂被改建成胡格诺教堂。马佐里克家族并不是科洛尔盖村的原居民，父母的家族分别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十八世纪初从洛泽尔省圣日耳曼德卡勒贝尔特村（以下简称 “圣日耳曼村 ”）迁移过来。十六世纪上半期，新教在那里传播，日内瓦的一个书商在该村建立了一所教堂，居民几乎都改信新教。胡格诺教徒建立了自己的教会组织，控制了市镇当局。在教区教务会议的显贵领导下，居民共同体以一种相对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

一五九八年签订的《南特敕令》规定天主教是国教，同时承认了胡格诺教徒的信仰自由和相应的权利。但这种自由和权利自路易十三以来，不断遭到王权的侵蚀。路易十四亲政后，变本加厉，先是限制新教徒举行弥撒的次数，随后下令拆除教堂。后来往塞文山区派驻龙骑兵，由胡格诺教徒提供食宿。在高压政策下，大批胡格诺教徒改信天主教，被称作 “新改宗者 ”。另一些坚持个人信仰的胡格诺教徒逃亡瑞士、德国、荷兰、南非，还有一些隐藏起来。一六八五年十月十八日《南特敕令》被废除，王权对新教徒的镇压加剧。尽管如此，塞文山区还是有不少胡格诺派偷偷地信仰新教。他们在十八世纪初爆发过卡米萨尔起义，遭到路易十四龙骑兵的残酷镇压。此后直到旧制度末年，新教信仰仍然以一种隐秘的方式保留下来。

朗格多克的胡格诺派农民善于在同一个村庄内部、同一个信仰内部结婚，通过婚姻、职业、信仰、地域构建紧密的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具有的民主特征又加固了他们之间团结的纽带。这些特性促成朗格多克的胡格诺派农民在旧制度时期能够长期对抗王权、坚守信仰，同样也促成他们支持即将到来的大革命和共和国。

从对抗到忠诚：胡格诺派农民变成法国人

法国大革命废除了封建制度和等级特权，重组了行政区划，取缔了中间团体，奠定了现代国家的基础。自一七九二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建立，到历经沧桑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终于把共和制度稳定下来，在这一过程中，不同信仰、地域、职业的群体逐渐融入统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变成法国人。其中，农民变成法国人，是欧美和法国史学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美国学者尤金 ·韦伯在他那本已经变成经典的著作《农民变成法国人：乡村法国的现代化（一八七○至一九一四）》中指出，法国大部分地区农民的政治意识，也就是对超越于个人生活的国家事务的关心，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产生的，市场、铁路和教育是促成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一战 ”中，法国各地的农民积极参军是他们对国家认同形成的标志，而在十九世纪末期，大部分地区的农民还拒斥征兵，将其看作是负担，而不是义务。尤金 ·韦伯的论断符合法国大部分地区农民的情况，但并不能涵盖所有的个案，朗格多克的胡格诺派农民能为 “农民变成法国人”这一问题提供更丰富的答案。

胡格诺派的政治意识是从大革命开始就具有的。一七八七年，国王政府颁布宽容法案，恢复了胡格诺教徒的民事权利。一七八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颁布的《人权宣言》赋予胡格诺教徒信仰自由。一七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宪法文件允许胡格诺教徒从事公职。胡格诺派在旧制度时期被蚕食的权利因大革命一一恢复了。他们积极参与革命，控制地方政权。因此，胡格诺教徒与革命、与共和国一开始就具有一种亲缘关系。在法国的政治辩论中，他们总是站在一七八九年革命一边，服膺《人权宣言》的原则，捍卫宗教自由和个人自由。胡格诺教徒中的精英在十九世纪的法国发挥了重要作用，贡斯当、基佐对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国的自由思想贡献卓著。一八七九年，共和派掌权后的第一届内阁，有五位部长是胡格诺教徒。胡格诺教徒大都亲近左翼的共和国，力挺茹费里的教育世俗化改革，支持为德雷福斯平反。

马佐里克家族也是自革命以来就与共和国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在一七九○年推行的全国行政区划改革中，圣日耳曼村变成了区首府，下辖几个村镇。自一七九三年起，圣日耳曼村改名自由角，旗帜鲜明地支持共和主义。自一七九八年督政府颁布强制征兵法案以来，朗格多克就为法国军队提供了许多步兵。我们总能看到马佐里克家族的男性应召参战。马佐里克家族有一位叫让 -安德烈的人，起的和他们的高祖父一样的名字，一八一三至一八一四年加入以拿破仑的皇后玛丽 -路易丝命名的军团。四兄弟的父亲加斯东一八七○年参加了普法战争。一八七一年《法兰克福条约》签订后，他徒步回到科洛尔盖村。大批胡格诺派农民在一八七六年和一八七七年投票支持共和派，后来，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塞文山区的胡格诺派农民参加人权联盟分部，支持德雷福斯。马佐里克家族大概也持这种立场。二十世纪初，加斯东和孩子们支持社会主义。一九○九年三月 ,加斯东老爹在科洛尔盖大张声势地欢迎孔佩尔 -莫雷尔 ,一个参加立法议会选举的社会主义者候选人。后者在盖德主义者德洛里和马塞尔 ·加香陪伴下来到朗格多克拉拢选票。一九一四年二月，加斯东还参加示威游行，支持孔佩尔 -莫雷尔再次参加立法议会选举。

加斯东老爹的政治取向还与二十世纪初朗格多克的政治经济局势密切相关。一九○七年，下朗格多克葡萄种植农因葡萄酒价格下跌发动大规模骚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南部骚乱 ”。总理克雷孟梭支持下层人民抗争，调用火车将示威者运往集会地点。南部葡萄酒酿造者联盟为了把骚乱者从阶级斗争和地方分离主义视线转移开来，提醒他们葡萄酒出口需要依赖整个法国的市场。社会主义者饶勒斯向朗格多克的村民讲话时，一会儿用奥克语，满足他们的地方主义情感，一会儿用法语，奉承他们懂法语，调动他们的民族自豪感。这些都促成该地对社会主义的支持率上升。

因此，马佐里克四兄弟在一九一四年走上战场是法国大革命以来朗格多克的胡格诺派农民对国家认同演进的一个必然结果。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平等的征兵法案也促成了朗格多克的胡格诺派农民积极参战。一八七○年后，征兵工作由各地军区组织，复审委员会给每一位军人制作登记簿，写明身体状况。二十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健康男性必须服军役。常备军由征收的三组最年轻的同年兵组成，而且这些兵都由复审委员会连续三年判定 “适合服役 ”。经由平等规范的征兵程序，科洛尔盖村的二百八十四名村民，有四十七人应征入伍。

马佐里克四兄弟的“一战”

战争史无前例地漫长与残酷。据统计，“一战 ”期间，法国有一百三十二万战士阵亡，五十三万战士失踪，单是科洛尔盖村就有十二名村民战死沙场。“一战 ”对朗格多克的胡格诺派农民造成了巨大影响，也进一步拉近了他们与国家的关系。

“一战 ”强化了胡格诺派农民与共和国的精神连接。在战场上，有许多胡格诺派牧师，他们及时与胡格诺派战士沟通，宽慰他们，鼓励他们。这些牧师在宣讲中，把“一战 ”看作一个民族为了追求自由、反抗压迫而战，是为了追求人的尊严和平等而战，从而把 “一战”与一七八九年以来的革命与共和精神连接起来，再把胡格诺教徒的追求融入法兰西民族的进程。牧师穆尼埃（H. Monnier）宣讲道：“法国的事业是神圣的，因为所有祖国都有一种神圣的使命，赋予其一种不受失效约束的生存权和自由权，与正义的事业、与人类博爱的事业，甚至与神的主宰相得益彰。”“一战 ”也强化了胡格诺派农民与共和国的身份连接。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三日法案规定给老战士和战争受害者补偿。自此之后，老战士每年都能领到战士退休金或伤残补助金，一些战士还被授予棕榈叶战争勋章。地方建立了伤残军人学校，受伤战士得以在此学习文化知识，以后还可以摆脱农民身份，成为公务员。

客观上说，“一战 ”推动了法国农村的转型。“一战 ”造成大批农民战士伤亡，农村处于土地荒芜、劳动力急缺状态。战士们复员后廉价购得土地，成为土地所有者。另外，在战争期间，由于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大大扩展，创立了一些咨议会、委员会和办公室，吸纳工农商贸领域的代表参加，促使法国进一步向大众的、民主的共和国转变。“一战 ”后，农村的工会、合作社等组织蓬勃发展，为复员战士提供了机会。

朗格多克的胡格诺派农民在战后的农村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市镇政府中担任要职，积极参与农业合作，执掌农业工会和农业信贷银行，推行技术革新。如果说该地的一些胡格诺派城镇资产阶级已经在政治上转向了右翼政党，胡格诺派农民则始终投票支持左派政党，有的加入和平主义运动，有的加入反法西斯阵营，有的加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这是社会党的前身，也有少数胡格诺派加入法国共产党。“二战 ”期间，胡格诺派要比其他法国人更拒斥维希政权，他们坚决反对当时猖獗的教权主义、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

马佐里克四兄弟幸运地活过了战争，三人受伤，一人由于在后方从事运输工作，毫发无损。他们在战后的经历正是朗格多克胡格诺派农民的写照。吕西安、阿尔芒和阿尔班回到科洛尔盖，又当了农民。吕西安被判定身体小于三分之一部分伤残，拿到了每年七百三十八法郎的战士退休金。他不再做马具皮具商，而是种起了葡萄，后来还把土地租给别人耕种。一九二九年，他当选卡斯特尔诺 -瓦朗斯镇长，后来又再次当选，他始终具有共和倾向。战争中没有受伤的阿尔芒又当起了马蹄铁匠。他人缘很好，一九五四年去世时，所有村民都参加了他的葬礼。阿尔班与鳏居的父亲住在一起。他因身体 10%的面积伤残得到了抚恤金，还被授予棕榈叶战争勋章。他终日在葡萄园里高强度地劳作，不断扩充产业，支持村里的葡萄农合作社，拥护法兰西人民阵线。

四兄弟中最小的一个，也就是克洛德 ·马佐里克教授的父亲乔治摆脱了农民的命运。他整个身体伤残面积达到 60%，右臂残废，听力受损，不能在田间劳动。一九一七年秋天，他进入尼姆伤残军人学校读书。该校由加尔省的伤残军人再教育协会管理，得到城市显贵的支持，接受政府的津贴，并可接纳私人捐赠。一九一八年底，乔治离开学校，被铁路部门雇用，那里有一个职位专门留给伤残战士。他被安排到加尔省西尔韦雷阿勒车站工作，就在车站附近，邂逅了一位来自萨伏伊胡格诺教家庭的牧牛女。次年，他们在女方的家里举办婚礼。一九二○年，乔治进入海关总署工作，成了国家公务员，工作地点几番变动，从诺尔省的德莱蒙，到马赛，再到萨伏伊。

战后，加斯东老爹身上的社会主义、共和主义精神继续在马佐里克家族传递。吕西安、阿尔芒和阿尔班始终是具有共和倾向、支持左翼政党的农民。乔治则通过他自身以及儿子克洛德 ·马佐里克，把这种精神带到了更为宽广的天地。乔治在尼姆伤残军人学校时，就熟读卢梭的著作，热爱公共生活。工作后，他加入法国劳工联合总会公务员联盟，参加老战士的互助组织，接济亲友，提携乡邻。一九七○年还获得了荣誉军人骑士勋章。克洛德 ·马佐里克生于一九三二年，他后来成长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法共党员，研究卢梭、罗伯斯庇尔、巴贝夫的左翼法国大革命史家。马佐里克教授的人生走向和他的家庭、他的父亲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曾经在我的访谈中说道：“我对共和的激情及对民主的爱源于我的父亲。他使我相信，接受一种教育能使我关注别人，尊重劳动而不是游手好闲，推崇劳动者，从而在这一点上找到社会意义上的道德基础。”在接受法国学者朱利安 ·卢夫里耶的访谈时，他这样说道：“我出生在一个卑微的平民家庭，祖辈几代都是农民，我对这样的家庭出身感到骄傲。因为它让我深深地感到扎根在了这个 ‘平民 ’的法兰西 ——我们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就是这个 ‘平民 ’的法兰西造成的 ……在我的直系尊亲属中，没有剥削者，没有拥护奴隶制的人，没有大贵族，没有特权阶级，没有投机商人。我继承了这样一份几乎无瑕疵的遗产，这是福分！”

二○一四年，八十二岁高龄的克洛德 ·马佐里克教授写作这本书，就是为了讲述境况卑微、没有留下文字记载的群体如何度过战争，而他自己就出身于这样的群体。这是一种强烈的身份认同，蕴含着出身卑微、处境卑微之人对平等的强烈渴求。而促使法国大革命以来社会政治变迁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正是对平等的追求。法国的共和意识，就是指一种在公民之间实现社会平等和政治平等的诉求。把这个胡格诺派家族和法兰西连在一起的正是世代相传的对平等的追求，对共和的信念。

从旧制度时期反抗王权、坚守信仰的胡格诺派农民，到欢迎大革命、忠于共和国的胡格诺派农民，从支持社会主义者的加斯东老爹，到走上战场的马佐里克四兄弟，从熟读卢梭的乔治，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马佐里克教授，我们可以在这个家族勾勒出近现代法国左翼思潮的谱系。如果说在一九一四年，为了保卫祖国，左派社会主义者和右翼民族主义者组成了一个神圣同盟，马佐里克家族就属于或至少是亲左派社会主义者的一部分人。“一战 ”的经历使这个家族与法兰西更紧密地连在一起，不管是回到科洛尔盖务农、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的吕西安、阿尔芒和阿尔班，还是成为国家公务员、积极参加公共生活的乔治，抑或穷其一生与不正义做斗争的马佐里克教授，他们始终是这个左翼的、平民的法兰西的代表。如果说法国的共和制度从一七九二年诞生，经历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百年战争，才在一八七九年找到停靠的港湾。如果说它在二十世纪上半期挺过了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和维希政府的倒行逆施，自八十年代以来又多次躲过极右翼势力的侵袭，以马佐里克家族为代表的朗格多克的胡格诺派农民就是这个左翼法兰西的最坚固的内核。

〔Claude Mazauric, Destins : quatre poilus originaires de Collorgues dans la Grande Guerre (1914-1918) , N.mes：Les éditions de la Fenestrelle,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