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振满

大约二十年前，宋怡明翻译了我的博士论文《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Family and Lineage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Ming-Qing Fujian），于二○○一年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时过不久，他研究福州宗族的博士论文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 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译本的书名为《实践中的宗族：明清福州的宗族研究》，下称 “宋著 ”）。最近，四川大学王果翻译了宋著，借此机会，我再次重读宋著，仍然深受启发。在此试择要介绍其主要观点，并对其学术意义略作评述，就正于作者、译者与读者。

早期研究中国宗族的大多是人类学家。他们把宗族视为父系继嗣群体，主要关注宗族成员之间的系谱关系、继嗣原则与祖先崇拜。然而，中国的宗族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未必都是亲属组织。在历史学者看来，宗族的发展与理学的传播密切相关，其往往是士绅阶层控制地方社会的工具。因此，宗族研究被引入历史学的视野，逐渐成为 “中华帝国晚期 ”历史研究中的显学。在此基础上，宋怡明结合历史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实践 ”的观点考察宗族的建构过程，探讨宋以后地方社会的历史变迁。

宋著关于 “实践 ”的观点，来自布尔迪厄的《实践的逻辑》。在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中，社会实践是在 “惯习 ”与“场域 ”的相互作用下展开的，实践的主体必须在具体历史情境中随时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策略。因此，宋著特别关注地方社会中的族群、阶级、阶层、性别差异，注重分析不同人群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行为模式与应对策略，探讨在人群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意义转换与地方 “正统 ”。

宋怡明的宗族史研究首先聚焦于族谱的编纂过程。他发现福州的早期族谱一般只记载本地祖先，后来逐渐追溯至更早，尽可能与北方移民族群联结。在福州族谱的世系源流与族源传说中，有不少异姓收养和招赘婚姻的故事，这也为改姓和联宗提供了合理解释。他认为，福州地区原来是疍民和畲族的聚居地，后来不断有北方汉族移民迁入此地，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不平等的。因此，土著居民为了提升社会地位，通过编造祖先谱系和族源传说，改变了自己的 “族群标签 ”。

其次，宋怡明对福州祠堂的修建过程做了深入考察。他发现明中叶以前的祠堂通常是 “官式祠堂 ”或“士绅祠堂 ”，其意义在于突显士绅阶层的身份与地位；明中叶以后的祠堂大多是 “民间祠堂 ”，其意义在于加强父系亲属群体之间的联系。福州祠堂从官式、士绅到民间的发展模式，表明宗族组织的社会基础不断扩大，日益成为地方社会应对历史变迁的有效工具。他认为，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商人、地主、高利贷者等富裕人士成为主导宗族事务的精英阶层；明后期的海盗与明清之际的战乱强化了地方社会的凝聚力，宗族的发展成为社会各阶层的理性选择。

再次，宋怡明对福州祠堂的祭祀仪式做了细致的分析。他发现福州的祠堂虽然都是仿效朱子《家礼》建立的，但在祠堂中举行的仪式却往往是 “非正统性社会实践 ”。以福州地区流行至今的 “陪盲 ”（伴夜）仪式为例，虽然其核心是在祠堂团拜祭祖，但同时也吸收了当地原有的上元祈福与生殖崇拜仪式传统。而且，祠堂仪式的参与者与主祭权，也不是依据儒家的宗法伦理，而是取决于族人的身份、地位及投资份额。这说明，福州的祠堂礼仪不同于理学正统，“只有透过与民间实践相互妥协的方式，正统才能稳定地扎根地方”。

宋著表明，福州的宗族并非纯粹的亲属组织，也不完全是理学教化的历史产物。因此，我们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从地方社会的实践过程理解和解释宗族的发展及其时代特征。就福州地区而言，早期的宗族或许是少数理学家和高官显宦标榜身份的文化象征，而到了明中叶以后，宗族日益成为普通民众应对贫富分化和地方动乱的社会整合工具。在此过程中，宗族的发展逐渐背离了理学家的礼仪规范，超越了父系继嗣群体的系谱结构。尽管这种“实践的亲属”并不符合当代学者或理学家的常识，却是福州历史上宗族的常态，或者说是福州地方社会中的“正统”。

宋著的另一学术视角，就是把宗族研究置于明清时代的政治体制之中，试图以此说明 “中华帝国晚期 ”的历史特征。他认为，明清时期宗族组织的普遍发展，与明代的户籍与赋役制度密切相关。明初把民众编入各种不同的户籍，每一编户必须承担相应的赋税和劳役；因此，继承同一户籍的民众形成了各种不同名目的赋役共同体，其基本形式是以户籍为中心的家族组织。明初建立的里甲组织和里社制度，同样为家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里甲与里社都是以户籍为基础的，实际上也就成为超家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地方社会中，里甲与里社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每一家族都必须通过里甲与里社，才有可能进入国家权力体系。福州的世家大族无不注重里甲户籍，热衷于举办里社祭祀活动，其目的就在于维护世代相承的政治权力。

对中国学者来说，宋著引用的资料可能较为单薄，提供的例证也不够全面。不过，就全书的观察角度与论证逻辑而言，无疑是富有说服力的。我以为，宋著的主要特色是以小见大，从具体案例探讨具有普遍性的历史现象。本书论及的户籍与赋役制度、里甲与里社制度，乃至理学文化的传播、商品经济的发展、地方社会的动乱，都是明清时代具有普遍性的历史现象。至于这些普遍性因素如何作用于地方社会，如何导致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则端视当地民众的应对策略。宋著反复强调，地方社会面对各种不同的议题，都要经历长期的竞争、协商与合作的过程，其实就是为了说明地方社会应对历史变迁的机制与策略。

在传世文献之外，宋著引用了大量非文献资料，包括口述史料、现存文物资料、仪式现场记录等。为了收集这些资料，宋怡明在福州地区长期从事田野调查，走遍了南台岛的每一村落，考察了每一家族的祠堂、庙宇及相关仪式活动。这些来自田野调查的非文献资料，揭示了许多被遮蔽的历史事实，如土著族群的历史、不同姓氏之间的械斗、女性生殖崇拜的仪式，等等。透过文献与田野、过去与现在的反复对话，作者提升了自己的文献解读能力。他认为，传世文献带有知识精英的明显偏好，“如果没有其他材料的辅助，实际上几乎无法将它们还原到原本脉络中理解”。这就是说，他试图利用非文献资料，尽可能重建历史现场，在当地的历史脉络中解读传世文献。

通读全书，几乎每一章都有引人入胜的故事，而且通常是以田野调查资料作为楔子，引出即将讨论的话题。作者刻意营造的现场感，不断引导我们深入其境，亲身体验和感受当地人的历史实践。因此，本书既有学术性，也有可读性，理应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实践中的宗族：明清福州的宗族研究》，［加］宋怡明著，王果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二○年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