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初的1.7%飙升到年底的4.5%，今年的物价指数上涨之快大大超过预期。上一次物价指数攀升到这样的高位还是在2012年，不过当时的GDP水平大概在8%左右，而现在的GDP只有6%，所以和上一次相比，这一次的通胀形势其实更加严峻。

今年的物价指数之所以持续攀升，主要是因为食品价格的拉升。按照统计局的数据，今年11月份的物价涨幅中，食品烟酒类价格同比上涨13.9%，影响CPI上涨约4.1个百分点。在食品价格涨幅中，最主要的拉动当然来自猪肉，今年11月份的猪肉价格同比上涨110.2%，影响CPI上涨约2.6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4.5%的CPI涨幅中，有90%以上来自食品价格上涨，有一半来自猪肉涨价的贡献。

回顾历史上的几次物价大幅上涨，绝大多数都是因为食品涨价所致，尤其是猪肉价格的变动，对CPI更是带来最直接的影响。所以，有人认为，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国的CPI指数设计太不合理了，CPI指数过于受到食品价格影响，是不是有些失真了，如果适当修改一下CPI指数，会不会让我国的物价指数更加稳定？

事实上，我国的CPI指数并非一成不变，每5年调整一次权重，上一次是2016年，下一次调整要等到2021年。从目前我国的CPI指数构成来看，基本上还是体现了我国人民的消费支出水平。我国的CPI一共分成八大类，从各自的权重来看，食品烟酒占比28.19%、居住占比20.2%、教育文化和娱乐占比14.15%、交通和通信占比10.35%、医疗保健占比10.34%、衣着占比8.51%、生活用品及服务占比4.74%、其他用品和服务占比3.4%。

可以看到，食品的比重以28.19%高居第一，确实使得我国的CPI更容易受到食品价格的变动影响。不过，食品占比过高，也基本体现了我国现阶段的消费现实。以2019年上半年我国的个人消费支出来看，从高到低分别是：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2950元，增长4.8%，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8.6%；居住消费支出增长10.8%，占比23.1%；人均交通和通信消费支出占比13.4%；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1033元，占比10.0%；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比9.1%；衣着支出占比7.1%；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占比6.0%；其他支出占比2.7%。

从中不难看出，CPI的食品比重和居民对食品的消费比重基本接近，并不存在食品占比过高的问题。我国的CPI指数每5年调整一次，从过去的几次调整来看，食品的权重其实已经在逐次降低，2011年那一次调整将食品权重调低了2.21个百分点，2016年的那一次调整再次将食品权重调低了3.6个百分点，但即便如此，我国现在的CPI指数仍无法摆脱食品的影响。因为现阶段我国老百姓的消费支出中，食品确实占据相当重要的部分，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事实上，我国CPI构成中，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食品比重过高，其实是居住权重过低，没有真实体现房价对于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我国的CPI构成中虽然也有居住一项，但主要是房租价格，而不是买房的价格，而在我国居民的消费支出中，买房才是真正最大的支出，买房的支出没有体现在CPI指数中，其实才是CPI指数最大的失真。即使是以租房的价格来看，随着这几年房租价格快速上涨，租房占CPI的权重也已经显得过低。2016年的那一次CPI调整，居住支出占比是20.2%，以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人均消费支出上涨了13.1%，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是23.4%，已经远远超过CPI当中居住所占的权重，所以，如果2021年再次进行CPI的权重调整，最该调整的可能并不是食品的权重，而是居住。

对于这一轮物价上涨，有人认为主要是以猪肉为代表的食品涨价，并不代表中国的真实物价水平，如果不考虑猪肉，中国的物价指数并没有那么高。但事实上，以猪肉为代表的食品，本身就是中国老百姓消费支出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撇开猪肉来谈物价，反而不符合中国的现实。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GDP虽然快速增长，但人均收入水平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代表食品支出的恩格尔系数还处于中等水平，在未来很长时间里，“民以食为天”都将是中国的现实。

另外，今年的物价大幅上涨，猪肉成为罪魁祸首，但事实上，物价上涨的因素中，猪肉只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并非全部。从11月份的物价数据来看，在食品类中，猪肉影响CPI上涨了约2.64个百分点，但其他食品也贡献不菲，蛋类、蔬菜、水产品、粮食这几大类，对CPI的影响也有2个百分点。在食品大类之外，CPI篮子中的另外七大类商品，除了交通和通信出现下降，其余六大类也是全部上涨。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一轮物价上涨的过程中，猪肉的“风光无两”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其他商品的涨幅，将原因全部推给猪肉是不客观的。

在11月份的CPI创出8年新高之后，未来的物价走势会如何呢，是意味着物价涨势已经到头，还是会继续创出新高？从短期来看，物价走势可能依然不乐观。

首先从猪肉来看，虽然11月份以来猪肉价格出现了下跌，但这只是相对上个月的环比下降，而CPI指数统计的是同比涨幅，目前猪肉价格和去年同期相比依然涨幅巨大，11月份的猪肉价格同比涨幅还是高达110%。这一轮猪肉涨价始于去年4月份，仅仅从基数效应来看，在4月份之前，CPI指数都会因为上年较低的基数而呈现出较大的同比涨幅。

从猪肉自身的供求关系来看，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千方百计增加猪肉供应。最近，为了保障元旦和春节期间的猪肉供应，4万吨储备冻猪肉即将投放市场，今年国庆期间，有关方面也一度投放了3万吨储备肉。不过，由于我国一年消费猪肉高达5595万吨，储备肉的投放更多只能在节假日期间略微缓解一下供应紧张局面，对于我国的整体猪肉消费只是杯水车薪。最近，在中美贸易谈判的大背景下，中国也开始增加对美国的猪肉进口，不过，中国的猪肉一向以自给为主，国外进口猪肉的比例基本上没有超过5%，所以，即使近期增加进口美国猪肉，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国内猪肉供应紧张的格局。

从根本上讲，缓解我国猪肉供应的缺口压力，还是需要增加本土的生猪供应。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了“要加快恢复生猪生产，做到保供稳价”，但是，养猪业是一个生产周期很长的行业，从母猪补栏到生猪出栏，大概需要一年半的时间，短期之内增加生猪供应并不现实。从过去几次猪周期来看，每一次持续时间大概在两年左右，这一轮猪肉涨价始于去年4月份，这就意味着涨价应该持续到明年4月份，甚至更久。短期来看，11月份4.5%的CPI增长可能并不是这一轮物价的顶峰，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CPI指数还有继续上行的可能。

通常而言，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大都是因为货币放水，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所有的通货膨胀，归根结底都是货币现象。尤其在经济下行背景下引发的通胀，基本上都是因为货币放水所致。但是中国这一轮物价上涨，表面上和货币放水并没有太直接关系，至少和过去相比，最近两年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是偏紧的，保持了不搞大水漫灌的承诺。从最直观的指标广义货币量M2来看，中国的M2存量虽然一直较大，但是最近两年的增速开始明显放缓，最新增速为同比增长8.2%，和当前6%的GDP增速相比，只高出2.2个百分点。而在过去很长时间里，M2比GDP的增速经常高出四五个百分点，甚至更高，以现在的GDP和货币供应量的增速来看，其实还是一个相对合理的匹配水平。如果说近期的货币供应并没有大规模放水，那么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物价指数为何攀升到这么高的水平呢？主要是因为我国的经济运行中还存在太多的行政干预，使得市场的资源配置出现了问题，由此导致物价指数上涨。

以这一轮猪肉涨价来看，除了非洲猪瘟的因素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以环保之名，强行干预猪肉市场的正常供给，农村农业部总结猪肉涨价时，也将一些地方政府的“不当行政干预”视为重要原因。具体而言，就是指地方政府对养猪业的环保高压政策。由于养猪会对河水带来较大污染，在前几年环保高压的背景下，很多地方政府出台了非常严厉的养猪禁令，尤其是很多南方省份，以保护当地水网为由，划出了大规模的禁养区，很多地方政府甚至以自己是“无猪县”而自豪。

地方政府罔顾经济规律，强行以行政指令干预重要资源的生产配置，带来的结果就是生猪产能急速下降，猪肉供应不足的格局就此酿成。由于养猪产业的长周期性，即便有关部门现在开始想尽办法弥补产能缺口，包括解除以环保之名推行的养猪禁令，但是短期之内也无济于事，只能眼睁睁看着猪肉拉动物价指数快速上涨。

在物价指数创下8年新高，甚至有可能继续“破5”的局势下，央行的货币政策也受到了极大的掣肘。在今年的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就表示，“短期内消费物价仍面临上行压力，需持续密切监测动态变化，警惕通胀预期发散”。在全球货币政策集体宽松的背景下，中国央行只能尽量保持淡定，多次表示不搞大水漫灌，某种程度上也是高物价压制下的无奈之举。

明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无论明年的GDP要不要“保6”，都需要更多的货币和财政空间，但当前持续攀升的通胀指数，对政策发力形成了极大制约，很大程度上，这都是因为部分地方政府不尊重经济规律而付出的巨大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