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张宪文，蜚声国际的中国近代史泰斗，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季我努学社荣誉社长，季我努沙龙讲演嘉宾。

　　国民政府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在国家存亡的紧要关头，如何把国家经济体制从平时状态转入战时运作，集中全国所有财力、物力、人力，为抗日战争服务，是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战前中国的经济体制运作已不正常，日本军队的侵略步伐又很快，故在全国抗战之初中国政府只能进行部分应急的调整与转变。

 

　　在淞沪会战开始后，财政部即指示中央、中国、交通和中国农民四大银行在上海建立四行联合办事处，尝试着将国家银行的某些功能合并;战时最高机构军事委员会内也增设了农产、工矿、贸易三个调整委员会，着手对全国经济按行业进行适合战时的调整。1938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订“抗战建国”的各项方针政策。

　　大会最后通过的文件中，对经济问题相当关注，在其纲领性文件《抗战建国纲领》中既规定了抗战时期“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又确定了达成这一目标的8项具体措施：实行计划经济，扩大战时生产;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开发矿产，鼓励轻工业，发展手工业;推行战时税制;统制银行业务;巩固法币，统制外汇，安定金融;整理交通系统;严禁奸商垄断居奇，实施物品平价制度。在抗倭战争中必须举国一致，一切建设以军事为中心，以期完成国军建设案》中强调，在“国防第一，军事第一”的前提下，国家的物质建设“自宜以极精密之筹划，行最严格的统制。一面使工业之发展，与资源之开辟，完全适应于军事的要求，以充实其(指军队——注)储备;一面使农村的生产，尽量增加，金融的流转，益见灵活，以改善其生活，全国上下尤应厉行节约，以供军需。”其他如《非常时期经济方案》、《工业政策实施大纲》等议案，都强调了战时经济以服务军事为中心内容。

　　国民党当局对抗战经济的发展也比较重视，蒋介石提出过第二期抗战的原则是“三分军事，七分经济”，称“我们以后经济成败就是抗战的成败”，经济部门对于抗战胜利所负的责任比军事部门更大。国民党历次会议均有关于经济的议案通过，如五届五中全会的《改进财政系统，统筹整理分配案》，七中全会的《动员财力，扩大生产，实行经济统制案》，九中全会的《确定战时经济基本方针案》，十中全会的《限价政策案》，等等。国民党关于抗战经济的各项文件，奠定了战时经济体制的基本构架。战前，国民政府内与经济事业有关的部门很多，各守一摊，效率很低。1938年初，国民政府实行改组，设立经济部，下辖21个行政单位，22个专业单位，包括了原来属行政院领导的实业部、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水利部分和原军事委员会下属的第三部、第四部、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农业调整委员会的各职能部门。经济部由此成为战时总揽全国经济生产大权的中枢机关。当局还扩充与改组了上年底建立的四行联合办事处，使其成为抗战时期国家最高的金融、财政政策的决策机关。机构的统一，是建立战时经济体制的重要步骤。